高士明：给陈光兴教授的信
2010.01.31
编者按：此信为高士明2010年1月与陈光兴教授以及张颂仁先生在上海论及亚洲文化研究现状和中国知识界的现状后的收获和感慨。自2008年操刀第三届广州三年展以来，高士明一直将自己的研究，策展视野定睛在“后殖民”，“后革命”等相关问题上，从此信中我们可以再次窥见他对此问题的再思考与再推进
陈教授如晤：
上海长谈可谓触动灵魂。这两年我对国内学术圈的热情减淡不少，原因你我都清楚。理念有公私之分，理念也可以是一种“私”——这五四时代众所周知的事，当代学界众人早已忘怀。“思想和艺术要直接面对一个真实的社会”，“从身边开始建设独立思想空间”，“在中文里安身立命”……这些言论都让我掂量良久。所以说，从这次聊天中，我不但受到启发，更重要的是得到许多提醒。特此致谢。
读完《陈映真的第三世界》，百感交集。陈先生的书我几乎没有读过，这次算是间接接触，很愿意马上找来补课（这也是获得的“提醒”之一）。但是从你的文章中，可以领略到他的气质。用身体丈量的历史，用生命感触的“第三世界”，在现代的酷烈进程中个体存在的荒芜，“家国”之思的幻灭和郁结……这么多一言难尽的东西，怎能被“后冷战”、“后殖民”、“后革命”、“后历史”这些话语如此轻飘地定义？
必须把我们自己的现实和历史保持为尚未被定义的状态，因为那是我们的命运。要承担这一命运，须得有承认自己已被阉割的勇气，无论是语言还是历史观，我们都已经被阉割过了。这不是要夸大某种“受害臆想”，因为凶手并不在外部。要真正挺立起来，靠的不是经济、政治的壮阳药，不是话事权力，而是要推宫换血，拿出诚意去梳理被歪曲被掩盖的历史，整理被挤压的现实，重新建立起自我解释的系统和能力。
三十年改革开放打造了一个怎样的中国社会？
拆除革命史的意识形态框架，我们是否能够构造起二十世纪的文学史、思想史和艺术史的叙述？
摆脱国际通行的理论话语和关键词，我们如何说话？如何判断？
我想，这些都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后殖民、后革命问题。
齐泽克为柏林墙倒塌20周年写的文章抱怨1989被过于草率地定义为“后冷战”，此定义所代表的历史观掩盖了或者说阉割了东欧的那些鲜活的“小乌托邦”实验。“后冷战”换来了资本主义的胜利、资本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狂欢，今天，这一切都出了问题，“新欧洲”再也回不去了。“第三世界”这个等待战斗的共同体还没有到来就被不明不白地放弃了，一直变成了“非西方”所覆盖的“无害领域”，或者是在全球资本主义轨道上的“发展中”或“后发”国。这些都是近在眼前的“历史冤案”，现在是否已经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的却仍然是后冷战的庆典时刻！甚至这一“庆典”早已深入到我们自己的意识之中了。那天我们谈到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国际交往的看法——只谈中-西，一味盯住对手，而忘记了周围的旁观者，忘记了这些旁观者也一样是主体，甚至忘记了身边和身后的朋友。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这种状况、这种思考框架是怎么来的？
这两年跟陈界仁兄交流，他一直谈到“田野”和“学院’之分，直到今日我才算是了解。同时也了解了自己身上的局限。真正的知识需从现世磨砺中得来，历史感和家国之思也要在自己身上印证。
这次上海双年展联系着两个计划，一是“胡志明小道”，针对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历史和经验；二是印度计划。这正好为我提供了“到现场中去”的机会。在现场中，现实就是历史，用身体去体验和发现，同时又有三五好友、同仁作为磨刀石，不断进行有质量的讨论、寻找、追忆、记录、预演、论辩，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忏悔。两个计划都安排了行走，时间大概都是3、4月份，真诚地希望您可以安排时间，跟我们一起行动。最后，想起你文中引用的陈映真先生的话：“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应该回到人民中去，成为他们的一员”。按照那天我们对multitude的讨论，我们应该回归的，是那尚未被定义的无限杂多的芸芸众生。这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忏悔，也是自我救赎。再次多谢上次的讨论。
士明
陈光兴：美国Iowa大学博士，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亚太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台湾文化研究学会奠基人。编著有：《斯图尔特∙霍尔：关于文化研究的批评对话》（伦敦和纽约，Routledge出版，1996），《轨迹：亚际文化研究》（伦敦和纽约，Routledge出版，1997）
高士明：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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