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Copyleft：中国挪用艺术”中，尽管策展人试图用“临摹”、“挪用”和“山寨”三个关键词来结构二十多位艺术家的一大堆作品，它仍然呈现出一副“迷人”的涣散面貌。陈幼坚用蛇皮袋材料做的LV包包散落在地下，杨振中从网上下载并以原作尺寸强行打印出来的充满马赛克的“名画”挂在墙上，叶甫纳那些披挂着小灯串的火树银花和假山水灯箱仿佛节日过后不甘被遗弃，拼命亮着，耳边则回荡着周铁海的声音装置《机场》（1996）中的登机广播。王冠山的《观》（2014）更加“惨不忍睹”，他以艺考生的拙劣素描为样板，还原他们作画时观看的石膏像，结果就出现了激光电眼阿格里巴，老巫婆伏尔泰，黑人兄弟美第奇和梯田脸“海盗”阿里斯托芬。

“一潭死水”也许是对这个展览恰如其分的评价，尤其针对“挪用”和“山寨”这两个部分的作品。也许每一件作品，在艺术家的个展或是其他展览标题下，都可以有截然不同的阐释，但当它们被置于“挪用”的概念之下，所有其他可能的阐释角度都被一下子消解了，或者说，一切“伪命题”原形毕露，而“真命题”又难以展开讨论。如同其余的小便池并会不因为《泉》而“荣升”为艺术品。类似思维催生的作品，意义有限，以至于杨振中自己亦调侃道：“挪用”式的作品是“无耻”且省力的。其实“无耻”不是因为作品在物理上实现起来很省力，而是利用同一种“小聪明”竟生产出了如此多各异的作品。

在某种程度上，“Copyleft：中国挪用艺术”实在是犀利和大胆：将当代艺术的里子掀出来，展现了它表面欢腾背后新意、想象力和创造力缺乏的现实。而它由一个美术馆来举办，还产生了某种反讽效果：生活中的挪用与山寨充满生机勃勃充满“民间智慧”，但以艺术和展示为目的的挪用与山寨则单调得不行。事实上，我对展览最初的兴趣来自“Copyleft”这一概念，我起初以为艺术界也受到自由软件运动“用著作权挑战著作权”方式的启发，希望对这个时代的知识共享体系提出建设性的看法。但现实上大部分人要么无视知识产权、无底线抄袭，要么视维权是绝对真理，无论在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中，距离真正的Copyleft相距甚远。

文／ 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