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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与情动

1983年重印的英译版《历史小说》(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与年轻时期的卢卡奇.

什么是现实主义的“现实”,长久以来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大问题。卢卡奇在《叙述与描写》一文中的论述,仍然可以视作切入这一问题的重要入口。他著名地将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对于赛马的刻画进行对照,认为前者的“描写”尽管事无巨细地再现了赛马,各个细节却和小说情节整体脱节;而托尔斯泰的在《安娜·卡列宁娜》中对于赛马场景的“叙述”,则使之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而有机的组成部分。卢卡奇因此认为,在把握历史和社会结构总体性的意义上,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笔法,要比巴尔扎克式的自然主义高明不少。下面这段提纲挈领的话,可以视作卢卡奇从创作手法与历史语境的关系出发,对“叙述与描写”所做的唯物主义阐释:

真正的叙事作品艺术的悬念永远在于人的命运。描写把一切摆在眼前。叙述的对象是往事。描写的对象是眼前见到的一切,而空间的现场性把人和事变得具有时间的现场性。但是,这是一种虚假的现场性,不是戏剧中的直接行动的现场性。现代的伟大的叙事作品正是通过所有事件在过去的前后一贯的变化,把这个戏剧因素引入了小说的形式。然而,旁观的从事描写的作家的现场性恰恰是这种戏剧性的反面。他们描写状态、静止的东西、呆滞的东西、人的心灵状态或者事物的消极存在,情绪或者静物。(卢卡奇:《叙述与描写》,选自《卢卡契文学论文集》(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59页)

换言之,卢卡奇认为“描写”的空间性根本上改写了“叙述”的时间性,其结果是人和事件的停滞、行动的退化。这一事关“现实主义”创作的极具争议的价值判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而近年来就这一主题所谱出的变奏中,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一书(The Antinomies of Realism, London: Verso, 2013)相当值得重视,这么说哪怕仅仅是因为,杰姆逊几乎完全接过了卢卡奇的话题,并就“叙述”与“描写”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展开。

杰姆逊一开始就将“叙述”与讲故事的传统联系在一起,并指出:只有将讲故事的功能放在某种对立结构中,我们才能确定其内涵,否则“叙述”的边界就将涵盖“整个精神活动领域”。因此,与卢卡奇对于“叙述”与“描写”的断言不同,杰姆逊论述的推进方式迂回曲折得多。例如,他首先借用萨特对“récit”(叙述)的时间性的论述,指出叙述的时间“是已完成事件的时间,它们已彻底了结并进入历史”。在萨特这里,“叙述”体现的时间性恰恰不是卢卡奇意义上的行动的时间,而是无法行动的时间:

这种时间性必然阻断当下发生之事件的活力,同时也必然阻断事件参与者做出决断时的挣扎。换言之,它忽略了当下的时间,并将未来转化为一种“死去的未来”(某个角色在1651年或1943年预料到了某事)。因此很显然,萨特呼吁小说重新确立的,便是开放的、当下的自由,是一种开放而不确定的未来的当下;用一句萨特最喜欢的话说,在这里,骰子还没被掷出。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伦敦:Verso出版社,2013. 封面图像:古斯塔夫·卡耶博特(Gustave Caillebotte),《刮地板的工人》,1875,布面油画.

杰姆逊指出,萨特对于“叙述”的完成时的不满和他对于事件性当下的执着,本身就是“由其自身的历史内容所决定和预选的”。将萨特的立场历史化,不是为了否定其有效性,而恰恰是为了探究“叙述”的可能性边界:尽管或正因为“叙述”的时间性指向的是“不可撤回”的事件,指向的是一种作为与日常存在(也就是本雅明那里“集体性和历史性的存在”)的时间相区隔的独特时间;尽管或正因为“叙述”作为讲故事的技艺的延续,“叙述”的“讲述”(telling)能够“根据情境的实际需要”进行“任意扩展和缩短”,“叙述”所讲述的行动始终是另一种时间性之中的封闭故事。(杰姆逊提示我们,这一封闭的、“不可撤回”的结构最终通往一个名字:死亡。)然而,“事情的麻烦之处是读者的永恒当下:读者将一种不同的时间性引入这一过程”。也就是说,无论“叙述”本身作为对于过去的讲述多么封闭,阅读行为的时间介入总是会将给“不可撤回”的事件带来不同的可能性。因此,杰姆逊写道:

我们终于为我们一直在试图命名的话语对立找到了确定的表达。不是“récit”与“roman”的对立,甚至也不是“讲述”与“展现”的对立;而是“命运”和“永恒当下”的对立。重要的不是如所有那些理论家那样,将重心偏向某一侧,而是去理解如下命题:现实主义位于两者交叉点上。现实主义是两者冲突的结果;试图偏向任何一方来解决对立,就会摧毁现实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回到“叙述与描写”的对立,可以说“描写”所打开的不仅仅是一个消极而琐碎的偶然空间(如卢卡奇所认为的那样),而恰恰是一种与读者的时间性相关的“永恒当下”的时间。但杰姆逊没有将这一“现实主义的根源”规定为“描写”,而是试图将它界定为“情动”(affect):如果“叙述”体现的是过去和过去时,一切都在封闭的线性时间内展开,那么与此相对,

可以将当代或后现代的“持续当下”更好地描述为一种“向身体的化约”,因为在所有倾向于将经验化约为当下本身的做法那里,最后剩下的都是身体。……孤立的身体开始认识到更全面的总体感知(generalized sensations)的波动——由于缺乏更好的词,我将此称为“情动”。

在概念规定的意义上,“情动”区别于“情感”(emotion):后者是一套已经被辨认、整理和归类的现象,它们被赋予一系列可清晰辨别的名称并被把握为一个“现象整体”;相反,“情动”则“无法被语言把握”,因为它“逃避了语言对事物(和情绪)的命名”。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所谓的事无巨细的琐碎“描写”,到了“情动”这里,恰恰成为现实主义作家的新使命,因为他们必须捕捉“情动”那里转瞬即逝而又难以名状的核心。正是无法被语言把握的内容,要求作家用语言来进行表征。

这些无法命名的感知已经有自律性,如果巴尔扎克的气味转变为某种令人不快的忧郁,那它也会具有自律性。不管怎么说,这些感知不再意味着任何事情:作为世界的状态,它们单单只是存在着而已。

历史而言,“情动”的这种自律性与资产阶级对于身体的特殊关注有着密切联系;而在文学本体论的层面上,对于自律的“情动”的关注,或许也与语言的自律性、进而与文学表征的自律性休戚相关。“情动”的再现,呈露的是语言的不可能的任务,即再现剥离了意义的“存在”:被文学语言所表征的情动内容,无法被化约为日常生活中对于情绪、性格、状态等等的习俗性名称。同样从时间性的角度来看,“情动”的时间性指向了

一种永恒的当下,一种自足的因素,只依靠自己,并将自身的存在不断延续下去。在这里,我们要提出情动的另一个特征:强度。它指的是情动能够根据一定的音量——从极细微到震耳欲聋——被记录下来,而不丧失其性质和规定。……情动是独特性和强度,是存在而不是本质,它们往往会颠覆既有的心理学和生理学范畴。

需要注意的是,杰姆逊提出“情动”作为现实主义的另一种“冲动”,并不是为了以“情动”否定“情绪”,以难以把握、不可命名的“当下”时间来否定封闭的、“不可撤回”的过去时间。他不仅指出,对于情绪的命名本身往往可以打开前所未有的叙述维度,而且将对于“情动”的关注历史化为现代性条件下产生的难题:“理智和经验之间、意义和生存之间的这种不可调和的分裂,可以理解为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尤其是在文学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只要现代性状况本身无法被历史地克服,那么由“叙述”和“情动”所呈现的两种相互交织和缠绕的时间性,就会永远是形成现实主义小说引力场的两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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