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BOOKS

旁观者的非伦理

东京市景.

中村淳彦,《东京贫困女子。》中文译本已于202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译者:傅栩。

2019年,擅长撰写以“社会边缘女性”——风俗小姐、AV女演员、非法卖淫的女大学生等等——为题材的所谓“非虚构作品”的中村淳彦,出版了一部在日本颇为热销、甚至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国内得到不少好评的著作,并为之起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书名:《东京贫困女子。》(东洋经济新报社)。据说,这部著作源于“东洋经济在线”网站策划的一个名为“挣扎于贫困中的女性的现实”的专题报道,中村和一位同事以此为中心,专门寻找周围那些陷于贫困的女性,对她们进行采访。整部著作就是由这些采访构成,虽然进行了章节划分,但其实各章之间没有太大的联系;将各章分割并串接起来的,仅仅是受访女性的不同身份。

在这部书写女性苦难的著作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形形色色的“东京贫困女子”:女大学生、离婚后独自抚养孩子的女性、精神疾病患者、非正规劳动者、单身的中高龄女性,等等,不一而足。之所以要以纪实的方式展现这些女性的人生,据作者自己说,是为了让读者亲眼见证这些平时被媒体的再现所遮蔽的角落:

由种种要因缠绕在一起而形成的贫困,是单靠数据无法测量的每个个人的苦难史。可以说,我们有必要尽可能多地目击单独的个案。(131页)

的确,无论是失业人口统计还是中学辍学率统计,都无法让我们看到每个个体的真实苦难。让这些个体的苦难以不可化约的形式呈现出来,或许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事实上,在日本和中国,的确有不少读者在读了这部著作后为书中的受访对象掬一把同情之泪,进而慨叹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日本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构造、女性生活之不易。然而,这里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一个伦理问题:如果每个个体的不幸遭遇都是独特的、不可化约的,那么严格来说,将这些不幸视作“典型”——即“通过”或“透过”它们来窥视某种更宽泛、更普遍的构造或背景,以它们为“案例”来“推测”其他类似的个案——本身就构成了另一种暴力:不仅是对于这些个案本身的暴力(如果它们是独特的,它们必然是绝对的、不可还原的、无法被穿透的),也是对于其他个案的暴力(没有一个个案是可以被代表、类比、推演的,没有一个个体可以被安排在“由此可知”的位置上)。更不用提作为同情者和旁观者的那种高高在上的目光的暴力。

不过,让我们暂时抛开如此“抽象”而“不及物”的层面,听从作者的指示,跟着他回到具体层面,来看看这本引起不少读者同情或共情——但愿不是通俗版本的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净化”——的著作,到底写了些什么。

从形式上说,这是一本故事集。作者乐此不疲地讲述着一个又一个不幸的女性的人生,挖地三尺地从她们的家庭出身、学校教育、恋爱经历、职场遭遇等各个角度,为读者搭建起一个个完整的贫穷故事,而每个故事末尾“机械降神”一般出现的角色,不出意外地,要么是风俗或卖淫,要么是精神疾病。对于这种写法,作者自己说道:

我不带入自己的价值观,而是彻底做一名旁观者,不发展取材之外的人际关系,并且在以不造成伤害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进行书写和传达……。我不是援助者,而是将她们正在面临的现实予以可视化的取材者。(7页)

似乎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资质,作者屡次在书中提醒读者,他过去采访过几千名风俗女,对于取材这些从正常生活轨道上“跌落”的女性,可谓是颇有经验了。不过,这位“彻底的旁观者”在遇到他的第一位采访对象时,便写了这么一段仅靠“旁观”决不可能看到的内容:

虽然感到不安,但还是来接受采访,我觉得她恐怕有这样的意图:要将自己的事情告诉别人,想要判断自己做的事情对还是不对,想要让人告诉她,她做的没错。(29页)

无论是这段话,还是书中引用的被采访者的许多话都表明——或者不如说,作者希望向我们表明:这些陷于贫困的女性,这些因为金钱的原因而选择了风俗或卖淫的女性,她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显然,作者已经为这些“贫困女子”做出了人生总结:“想要普普通通地生活,所以现在想要学习,有着这种小小意志的女大学生,却因以奖学金为名的负债而卖身;单身女性只有非正规劳动的选择,要么什么都买不了而穷困潦倒,要么靠染指‘爸爸活’或风俗来从男性那里得到再分配来勉强维持生计”(318页)。请注意:这里的问题根本不是“作者讲述的这些事例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因为或多或少这样的情况确乎存在;也不是“作者讲述的这些事例到底占多少比重”,因为哪怕只占人口很小的比例,这些单独的个案也是绝对的、独特的、不可化约的个案,它们要求我们做出回应,要求我们为之承担伦理责任。真正的问题在于:通过如此讲述这些个案,作者不仅将含义暧昧的“贫困”与这些女性的人生经历之间确立了必然的联系——似乎一切都殊途同归地在“贫困”这里找到了落脚点——而且造成了一系列对立,或将一系列本身在概念上并不可靠的、随时在发生变化的对立绝对化、不可解决化了。此话怎讲?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以作者讲述的一位因还不起奖学金而陷入贫困、最终选择从事风俗事业(并酿成悲惨结局)的女大学生为例。针对这位学生在东京生活的困窘状态,作者描述道:

每天最大的压力就是金钱。学费和上京的费用就使得两年打工挣得的130万日元几乎都没有了。在几乎没有存款的状态下开始东京的学生生活,每半年就得缴一次数十万日元的学费。房租高达7万日元,充满了不安。(55页)

《东京贫困女子。》中文版封面.

应该说,这段描述对于从外省到东京念大学的学生而言,是具有一定程度普遍性的。由于不合理的奖学金制度和物价压力,大多数学生都得依靠打零工来赚取生活费,即便如此,物质上也绝对算不得有什么余裕。虽然日本大学有一类奖学金不要求偿还,部分公立大学也有学费减免的政策,但由于人数限制和审查的严格,能够享受到这些福利政策的学生只占极少数。而这一现状的形成,背景无疑离不开日本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持续的经济低迷和不断加剧的结构性贫富分化,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下社会公共服务随着民营化而与日俱增的劣化与畸形。不过,尽管如此,紧接着上面这段引文,作者关于这位大学生写道:

马上就成了风俗小姐。为不认识的男性提供性服务非其所愿,但现状已经不是自己喜不喜欢的问题了。(55页)

堪称一个猝不及防的转折。为什么作者能得出“现状已经不是自己喜不喜欢的问题了”的结论?为什么“成为风俗小姐”成了不得不然的选择?——请注意:上述问题不是提给当事人的,而是提给作者的。诚然,很多无法对这些女性产生同情的批评者认为,作者描述的所谓“贫困”,几乎都是当事人咎由自取的结果:为什么非要参加费用昂贵的社团活动不可?为什么不选择时薪高的家庭教师,而选择风俗或卖淫?身边很多同学也没有家庭的资助,不也靠餐馆打工过得挺好吗?如此等等。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过于刻薄的批评,原因不在于这些女性的抉择和生活方式,而在于作者的书写和认知方式。

简单来说,作者非但没有“不带入自己的价值观,彻底做一名旁观者”,反而处处带入自己的价值观,随时随地将被采访者的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进行再阐释——例如,在作者的笔下,一方面是万恶且不可动摇的奖学金制度、劳工制度、杯水车薪式的社会救济、漏洞百出的福利措施(上述种种不仅一无是处而且几乎全与诈骗无异),另一方面则是同样十恶不赦的家庭关系,而夹在中间的“贫困女性”,等待着她们的是只能为她们带来更多不幸、饮鸩止渴式的选择:风俗和卖淫。看着暗无天日的日本社会,作者痛心疾首地哀叹道:

自己在大学时代拥有幸福青春的父母辈、祖父母辈,完全不理解这一苦境,仅仅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做判断,将年轻人进一步逼入窘境,这就是现状。(97页)

然而,面对“马上就成了风俗小姐”的大学生的选择,将“贫困”视为能够解释一切现实问题的话语——这种话语和认知上的“贫困”,难道不是和作者所批判的、对年轻人完全没有理解的“父母辈、祖父母辈”如出一辙吗?“为了钱”实在是一句太有道理的说辞,以至于恰恰因此,它常常被用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掩盖或代替另一些更为不可见的考量。但是,所有的考量在作者这里都直接被等同于物质上的穷困;在作者这里,对于大学生活、打工、风俗的认知,始终建立在一个非常成问题的预设之上:即,潜藏在这些活动背后的社会交往方式、人际关系模式是均质单一且一成不变的。每个人都在相同的轨道上、朝着相同的终点奔跑,只是有些人比较幸运,有些人不幸“跌倒”(这部著作的副标题就是“她们为什么跌倒了”)。也正是基于这种量化的、抽象的前提,女性的“贫困”问题最终被作者还原为一种纯粹的、无法调和的世代对立:幸运地赶上了日本经济增长时代的老一辈和不幸地生活在经济低迷时代的年轻一辈之间的对立。问题是,仅仅就作者披露的这些饱受不幸的女性的情况来说,她们的“父母辈”真的就这么幸运吗?如果说这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么世代对立的结论又是怎么得出来的?

毋须多言,在作者指责的“老一辈”那里,的确有许多人完全不理解、也不愿意理解如今年轻人的做法,例如年轻人不愿意恋爱结婚,不愿意像过去那样视公司为家庭,不愿意将自己买房买车和为国家经济做贡献的想法联系起来,等等。然而,对此单单回应一句“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既无法调和世代之间的不理解,甚至也不构成对于年轻人的理解。毋宁说,作者对于“堂堂大学生竟然为了筹措社团活动资金而去当陪酒女”表现出的讶异和叹息,已经透露了作者自身对于所谓“正常生活”、所谓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标准化想象——根据这种想象,风俗、卖淫、道德沦丧、物质贫穷、家庭不幸等要素得以必然地关联在一起,并在整部著作中得到一次又一次的重复。

诚如作者自己所说,“取材女性贫困的时候,就像理所当然那样,会碰到卖春和精神疾病”——对此,他“某种程度已经预想到了”(130页)。换句话说,凭借自己丰富的采访经验,作者不仅没有从这些不可化约的、独特的个体中遭遇各种偶然性,反而不断地将个体的偶然还原为叙事上的必然。甚至可以悖论性地说,比起那些一惊一乍的读者,这位老到的作者在与被采访者碰面之前,就已经为对方的人生安顿好了明确的位置。这也许是每个从事社会学调查或田野考察的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但并非每个研究者都将最大的价值放在“尽可能多地目击单独的个案”、也即展现个体的独特性上。

遮蔽从来不是单一的。与之相对,“可视化”也从来不是单纯的、客观的操作。在作者标榜的“彻底的旁观者”的目光下,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陷于贫困的个体,更是一个个被动的、身不由己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和能干什么的个体。自然,在“挣扎于贫困中的女性的现实”这一报道主题的统摄下,作者从一开始便以这样的对象为采访目标。就如有的批评指出的那样,同样刻画贫困,一位身不由己投身卖淫的女大学生的故事,无疑比一位卖力在运输公司干活的男大学生的故事更为博人眼球。于是,在这位“彻底”的“旁观者”的笔下,我们不仅看到了“长得像有村架纯”的“美女”大学生从事风俗业,而且看到了“童颜巨乳,容貌姣好”(79页)这样的描述。我不禁想问:作者希望通过这种绘声绘色的描述,引起读者的何种共情?这些细节又是在哪一点上和作者编织的一个个必然的、无可奈何的贫困故事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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