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8日，明仁天皇宣布将在两年后退位，由此成为日本现代历史上第一位生前退位的天皇。平成时代的落幕势必会引起人们对于过去三十年的整个时代的回顾，而日本战后宪法第一条对于天皇的“象征性”身份规定，也重新成为了讨论的议题。有论者认为，战后由GHQ（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主导的日本宪法界定的“象征天皇”，事实上与天皇自古以来的传统身份并无二致——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甚至更进一步，将宪法规定的永久非军事化与德川幕府时期的和平秩序进行类比；但也有论者认为，“象征天皇”是GHQ出于对日本民众的心理情绪的顾虑而在民主宪法与天皇制之间寻求妥协的产物。在思考“象征天皇”的问题上，田中久文的《哲学思考象征天皇》（青土社2018年），可以视作近来有关这一论题的一部具有概览性质的著作。

在这本书中，田中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明治以降日本知识界对于“天皇”身份、地位和职责的不同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数次重要争论。田中首先指出，“天皇制”一词来自战前“讲座派”[1]马克思主义者的发明，在此之前人们往往用“国体”一词来称呼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体制。而“国体”一词最初在这个意义上的使用，见于水户学的代表人物会泽正志斋的尊王攘夷论经典著作《新论》。其中，天皇被确立为国家统一的顶点，而实际的政治事务则由幕府掌握。天皇最重要的职责在于祭祀——而到了明治政府成立后，以天皇为祭主的国家化祭祀制度，就发展为“国家神道”并成为现代日本的“国体”论根基。

《表征的重负：论摄影与历史》，作者：约翰·塔格（John Tagg），译者：周韵，拜德雅 |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页数：300.

摄影史学家约翰·塔格（John Tagg）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写作，并最终在1988年结集出版的《表征的重负：论摄影与历史》（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 Essays on Photographies and Histories）所代表的是20世纪中后期摄影史书写的一种新的潮流——采用米歇尔·福柯的权力分析、路易·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政治控制理论，从具体案例出发，尝试在图像的外部找到全然不同于任何本质主义路径的新可能。虽然这本激动人心的经典之作在英文初版面世整整三十年后才被翻译成中文，但塔格在书中所采取的方法，尤其是他对罗兰·巴特诸如摄影“证据力”等核心论点的改造却依然保有很强的能量，有助于深受巴特影响多年的中国读者识别关于摄影的另一种讲述方式。

在全书导言部分的最开始，约翰·塔格引用了巴特在《明室》中对摄影之“本质”的断言。在他看来，巴特所谓的“置于镜头前的必然真实之物”和“每一张照片与其指称对象一样自然”——总而言之，“照片拥有一种证据力量” ——是一种溯及既往的摄影现实主义，而且这里的“既往”有着近乎特指的含义：巴特的母亲。塔格认为，“他（此处指巴特）对现实主义的需求，若不是要找回母亲，那么

日本学者国分功一郎去年出版的《中动态的世界》（医学书院，2017）一书，可以视作对“责任”和“意志”观念的一次再探讨。不过，尽管本书的副标题是“意志与责任的考古学”，这一著作却不是对这两个概念的思想史梳理，而是从一个貌似与之毫不相干的问题——所谓“中动态”这一语态的历史考察入手。通过“中动态”这一行为样态/语态，国分功一郎试图将“责任”问题带离主体的主动性/被动性的二元对立框架。此话怎讲？

一般而言，当我们谈到“责任”问题的时候，通常都预设了责任主体的意志和主动性，也就是说，只有当主体能够凭借自身意志行动的时候，他才能够且需要为行为的结果负责。在这一认识方式中，呈现出来的行为样态是主动和被动的对立。“主动形式强烈诉诸意志的存在。这一形式强调的是，事态和行为的出发点是‘我’，而且‘我’才是原动力。这个时候，‘我’的内部所预设的便是意志”（22页）。这一主动/被动的行为样态，对应于语言中的主动态和被动态，似乎一个动作的主体/主语要么是动作的发出者，要么是动作的承受者。从这一二元对立框架出发来谈论主体、意志和责任，有什么问题吗？国分功一郎认为，问题在于它无法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系列无法简单归之于“主动”或“被动”的行为样态的事情：例如，一个有毒瘾的人吸毒，他的这一行为的主动性在“主动/被动”的对立框架中与“意志”密切相关，这时候如何能够简单地判定其吸毒行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他是否、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又例如，当一个人被强盗威胁着交出钱财的时候，他的行为是主动的吗？他是否在遵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又该如何对此负责？

日本艺术家赤濑川原平、建筑史家藤森照信和编辑/插画家南伸坊等人于1986年成立了“路上观察学会”，并于同年出版了《路上观察学入门》一书。该书于2015年被翻译成繁体中文出版后，渐渐在两岸三地吸引了不少追随者和实践者。国内建筑界和艺术界开始出现一股研究民间“野生设计”、“底层智慧”的潮流。那么，追根溯源，路上观察学在日本是如何兴起的呢？

在《路上观察学》一书的开篇文章《我如何成为路上观察者》中，赤濑川原平叙述了自己从艺术少年成长为艺术青年时的转变：创作欲无法再局限于“方方正正的画框内”，而是“扩散至日常生活空间”。加上当时正值1960年反安保运动，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国会前原本笔直的马路变得曲折，布满障碍，整座城市呈现非常时期的景象”，“艺术一旦发展到这个阶段，已脱离空间、物件或生活的范畴，仅留下观察生活世界的眼光”。（《路上观察学入门》，10页） 赤濑川原平也由此开始了一直“在路上”的创作。1963年，赤濑川联合高松次郎和中西夏之，各取名字中的一个字，创立了前卫艺术团体“高赤中心”（Hi-Red Center）。他们走上东京街头进行各类艺术实践，如1964年发起的“首都圈清扫整理促进运动”——讽刺日本政府为迎接东京奥运会而发起的公共空间净化工程。

被废除功能、成为历史文物及公共艺术的坦克，分分钟从它的基座上开下来，加入新的战争；正在展出着某一历史议题的博物馆，分分钟有难民涌入，成为避难所；金融危机或政体坍塌导致某一货币贬值时，当红艺术家的抽象画分分钟成为替代黄金，确保其拥有者维持着世界1%富豪的地位。这是希托·史特耶尔（Hito Steyerl）在其新书《免税艺术：行星内战时代的艺术》（Duty Free Art: Art in the Age of Planetary Civil War）中描绘的几个瞬间。这个行星上所有事物向其他任何事物宣告了战争，在由数码技术和算法治理倾情协力的真实和虚拟的战场上，最不可能做到的，就是分清同盟、敌人、战友，就像想象力丰富的中华未来主义也预言不到春晚小品里对中非关系的展望，其中由非洲人扮演的猴子，不知道与此刻蹦跶在恒温箱中的克隆猴有什么关系，然而或许是同一种高端理想，在五环外驱逐着它们的灵长同胞人类。

作者在全书多处论述了一股被她称为“代理政治”（proxy politics）的当代趋势，这也构成了作为艺术家的她长期致力于挖掘和演绎的“再现理论”（theories of representation）的最新章节。再现/代表政治（politics of

什么是现实主义的“现实”，长久以来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大问题。卢卡奇在《叙述与描写》一文中的论述，仍然可以视作切入这一问题的重要入口。他著名地将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对于赛马的刻画进行对照，认为前者的“描写”尽管事无巨细地再现了赛马，各个细节却和小说情节整体脱节；而托尔斯泰的在《安娜·卡列宁娜》中对于赛马场景的“叙述”，则使之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而有机的组成部分。卢卡奇因此认为，在把握历史和社会结构总体性的意义上，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笔法，要比巴尔扎克式的自然主义高明不少。下面这段提纲挈领的话，可以视作卢卡奇从创作手法与历史语境的关系出发，对“叙述与描写”所做的唯物主义阐释：

真正的叙事作品艺术的悬念永远在于人的命运。描写把一切摆在眼前。叙述的对象是往事。描写的对象是眼前见到的一切，而空间的现场性把人和事变得具有时间的现场性。但是，这是一种虚假的现场性，不是戏剧中的直接行动的现场性。现代的伟大的叙事作品正是通过所有事件在过去的前后一贯的变化，把这个戏剧因素引入了小说的形式。然而，旁观的从事描写的作家的现场性恰恰是这种戏剧性的反面。他们描写状态、静止的东西、呆滞的东西、人的心灵状态或者事物的消极存在，情绪或者静物。（卢卡奇：《叙述与描写》，选自《卢卡契文学论文集》（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59页）

换言之，卢卡奇认为“描写”的空间性根本上改写了“叙述”的时间性，其结

朱迪斯·巴特勒 -《安提戈涅的诉求》

在女性主义与国家的对峙关系中，安提戈涅是否足以成为女性主义政治典范及代言人？面对当代构建家庭的新实践（LGBTQ人群、全球移民、流亡者、避难者在错乱时空中重建亲缘关系），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是否可以通过回溯和重构围绕“亲缘关系”的理论基石——拉康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语言学——打开新的空间？这是朱迪斯·巴特勒写作此书的两个根本动机，也是她以人文主义方式重读《安提戈涅》这一古典悲剧文本来回应当下性别与家庭的未来，并为其开辟伦理与法理的理论新空间的尝试。

巴特勒回溯了黑格尔和拉康的象征界（the symbolic）对安提戈涅的解读，揭示出安提戈涅何以被黑格尔遮盖，同时被拉康错置。安提戈涅在巴特勒的解读中浮现为双重的无意识：安提戈涅并不处在法外之地，也就是克瑞翁象征的国家公法的对立面，而是法律内含的无意识。公法自身便是在这种非公开之物和不可公开条件的基础上诞生的。与此同时，安提戈涅也是亲缘制度这一象征界内含的无意识。没有乱伦禁忌形成的意识边界，人类的亲缘制度就无法成形；乱伦禁忌是亲缘制度核心处的空白。安提戈涅作为乱伦的产物，在这一制度中成为一个无法存活之人，没有语言可以说出她是谁。


巴特勒对诅咒的揭示和分析比最终结论更精彩。落在俄狄浦斯家族身上的“诅咒”就是象征界运行的体现。诅咒通过暴力展现，避开诅咒的人反而执行了这一诅咒。诅咒的魔力在于话语成为

“字母会”是一个借字母发动的聚合，也是一个从字母打开的机会，其组成是一位哲学家（杨凯麟）与一群台湾的小说家（胡淑雯、陈雪、童伟格、骆以军、颜忠贤等），从语言、书写或文学最基本的字母与词汇开始，透过各自的写作展开的一场集体的文学实验。“字母会”的方法是由杨凯麟依26个拉丁字母的顺序各挑选出一个具有哲学概念性质的词汇，并以约千字的规模发展出一个“非说明性”的文本，目的是希望能够一方面阻断对既有书写的想法与惯性，同时激起对于这个词汇各种差异想像的灵感。为回应这项双重设计，文本本身即带有作品的意涵。这个词汇与文本在提交同时即成为小说家们的开始，其任务是在两个月内完成一篇五千字的短篇小说，并绑定《短篇小说》双月刊共同发表。

上述的规则意味着，这是一项自我要求每两个月就要重来一次的极限运动。若不计正式开始前的讨论时间，至少是个得持续四年又四个月的超级马拉松行程。杨凯麟是任教于艺术大学的专任教授，而五位已广受文坛肯定与关注的小说家，手边也都有着正在或将要投入的写作计划，其意味着在这段不算短的时间里，他们都有各自的正职与充满意外的日常生活必须回应。2013年6月，这个计划在《短篇小说》期刊上正式发表了字母A，之后骆以军出版了《女儿》（2014），颜忠贤出版了《三宝西洋鉴》（2017），童伟格出版了《童话故事》（2013），陈雪出版了《摩天大楼》（2015），此外多位成员或自身或家人皆曾遭逢疾病侵袭，而《短篇小说》在停刊危机后易主印刻出版社，却在刊载字母P之后仍无法免于停刊的命运。然而这些在时间里变动的条件都没有造成“字母会”的中断，在2017年9月确定交由卫城出版（分四季）发行之后，已形成为六人组合的“字母会”于日前正式告终。

日本批评家东浩纪两年前写了本小书《弱关联》，去年就出了文库本（『弱いつながり』、幻冬舎文庫二〇一六年），热度可见一斑。这本貌似游记的书有个不太像游记的副标题：探索搜索词之旅。与许多名人学者访问游学外国后写一些“人文感想”截然不同，东浩纪将这本书定位为“启蒙书籍或自我启发的书籍”（159页）。通过将旅行和搜索引擎的关键词联系在一起，东浩纪希望提供一种另类的“旅行指南”。

东浩纪的出发点，是当今网络信息技术日益发达（所谓“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的状况。由于智能手机和网络的普及，人们的交际手段和信息渠道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在东浩纪看来，网络实际上只会加剧既有的人际关系日趋僵化——整本书的第一句话就是：“网络是阶级固化的道具”（9页）。网络是“将人们所属共同体中的人际关系深化、固定，使人无法从中逃脱的媒体”（9页）。与人的直观印象相反的是，标榜公开、自由、流动的网络空间，结果形成的反倒是人与人之间的“强关联”，即对于人们既有环境的不断确认和对于差异的提前排除。

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当今网络时代与过去熟人社会的区别之一在于，它不断以“偶然”和“公开”的面貌，遮蔽和维持着既定社会结构和阶层差异的现状。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社交网络平台：

推特上有许多富有的老板。关注他们的帐号，给人感觉是离他们近一些了。但这是幻想。不论看多少他们发的推特，都全然无法了解他们有多少资产、他们坐什么样的车、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真正真实的情报不会写在推特上。（32-3页）

福柯式写作的历史突围

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的《观察者的技术：十九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 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19th Century，以下简称《观察者》）已经是一本二十五岁的著作了。这本小书当时的惊世骇俗至今尚未消退，以致于到现在为止，任何有关“视觉文化”、“视觉现代性”以及“艺术与科技间关系”的课题讨论都绕不过这本书，其亦打开了重新认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现代艺术的新路径，彻底摆脱了现在对诸如印象派、摄影术与电影术诞生过分依赖的历史框架。

这本书的开拓性也在于它打破了当时诸多学科写作的边界。如今读来，主论述部分的第二三章读起来更像一种结合了思想史、科学史和视觉史（history of vision）的新型写作方式，不拘泥于思想史中对思辨概念和论证的推导，而是以视觉以及一些光学仪器在哲学和科学家中的出场诊断不同时期（十九世纪和十七世纪）视觉和感官观念的特征。在这一点上，克拉里和他九十年代的战友马丁•杰（Martin Jay，伯克利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做法类似，也与米歇尔（W.J.T.Mitchell）在《图像学》（Iconology）一书中对马克思等人对暗箱论述的分析遥相呼应。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来，这种写作方式反驳了哲学论述重概念轻图像、重思辨轻感官体验的形而上偏见，重新将感知、身体等议题拉回到哲学和思想史的关注范围里。

2016年，尽管有大规模民众抗议和律师、宪法学者请愿反对，“新安保法”还是在日本国会获得通过，标志着日本集体自卫权的解禁，同时也意味着自卫队参与国际事务的范围逐步扩大。这是安倍政府修改战后宪法的关键一步，以至于安倍晋三扬言将于2020年完成修宪，正式将自卫队的存在写入宪法。在此成为议题中心的，当然是宣告日本彻底放弃军事力量的“宪法九条”。不但日本国内，甚至在中国，也有不少人认为，正是“九条”使得日本自战后以降始终不是一个“正常国家”——逻辑很简单：自己没有军事武装，就必定得依靠美国，于是也就没有独立自主。如今迈向“正常化”国家的道路，似乎无可厚非；何况拥有军队和发展军国主义并非一回事。

上述想法，当初亲自参与制定日本战后宪法、担任美国驻日盟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早就提出过：抗美援朝期间，他就提议日本应该摆脱“九条”的约束，但被当时的吉田茂政府拒绝了。不仅如此，在日本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哪怕怀揣修宪野心，也没有一个政党敢明目张胆地将“修宪”标举为自己的竞选口号。那么，为什么在日本右翼和一些中国人看来必须弃之如敝帚的战后和平宪法，被日本民众看得如此重要呢？

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在2016年出版的《宪法的无意识》（岩波新书）中给出的答案，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思考角度。柄谷行人认为，战后宪法之所以能维持至今，依靠的并不是日本民众对于战争的厌恶乃至罪恶感；因为如果是民众的和平意识守护着宪法的话，那么经过几个世代更迭，战后宪法应该早已被修改乃至放弃了。

学科文本

潘诺夫斯基，《论描述与阐释视觉艺术作品的问题》

克利福德∙格尔兹， 《深描说：迈向一种文化的阐释理论》

“理论”二字在人文学科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收获不同的定义，而在“理论”当道的今日，细读艺术史和人类学在企图建立批判性学科方法的伊始所作出的对学科“理论”的定义与阐述带着某种简洁明了的反观作用。文本都企图为学科实践——对于艺术史而言，是对艺术作品的描述和阐释；对于人类学而言，是实地的田野考察——提供一些自洽、但不会因此而限制实践自身能动性的理论依据。它们在为理论在学科实践中小心寻找恰当定位的同时，深刻意识到每个实践行为中内置的一些尚未被勾勒的理论的形状，并谨小慎微于如何能够令理论成为实践与体验的自然延伸，而非来自于外部的粗暴改造。

二位最终都落脚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上世纪杰出人文主义者，于字里行间透露出两种不尽相同但都异常精确的学科伦理。潘诺夫斯基的德语时期仍带着新康德主义批判及逻辑思维的深刻烙印，企图为学科建立整体性的超验认知和理论框架。肩负这一传统的潘氏在每个字句间确立的缜密思辨关联和其中敏锐的问题意识在学科史上鲜有人企及。相比之下，格尔兹的英文文笔没有哲学概念的牵绊，却在措辞遣句中体现出一种更发自对自我与他人生活之体认的生动、精确与深入。这两篇论述为各自学科所提出的理论愿景或许都能为学科实践提供一种更从容的步伐，为理论和思想本身提出更严密的伦理尺度，并在二者间丈量出一种可能、却尚未来临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