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血统到幽灵摄影与现实主义的缠斗

2019.01.16

表征的重负论摄影与历史封面,201812.

表征的重负论摄影与历史作者约翰·塔格(John Tagg),译者周韵拜德雅 |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页数:300.

摄影史学家约翰·塔格(John Tagg)20世纪70年代开始写作并最终在1988年结集出版的表征的重负论摄影与历史》(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 Essays on Photographies and Histories所代表的是20世纪中后期摄影史书写的一种新的潮流——采用米歇尔·福柯的权力分析路易·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政治控制理论从具体案例出发尝试在图像的外部找到全然不同于任何本质主义路径的新可能虽然这本激动人心的经典之作在英文初版面世整整三十年后才被翻译成中文但塔格在书中所采取的方法尤其是他对罗兰·巴特诸如摄影证据力等核心论点的改造却依然保有很强的能量有助于深受巴特影响多年的中国读者识别关于摄影的另一种讲述方式

在全书导言部分的最开始约翰·塔格引用了巴特在明室中对摄影之本质的断言在他看来巴特所谓的置于镜头前的必然真实之物每一张照片与其指称对象一样自然”——总而言之,“照片拥有一种证据力量” ——是一种溯及既往的摄影现实主义而且这里的既往有着近乎特指的含义巴特的母亲塔格认为,“此处指巴特对现实主义的需求若不是要找回母亲那么就是想知道母亲曾经在此。”但无论这种现实主义需求因何而起一如下文所展示的塔格无意沿着巴特的路径为自己写作中的摄影设立一个现实主义的前提他之所以引用巴特是因为他一方面要保留证据力在摄影史中的血统另一方面则是要重新为这一概念在话语与体制的流变中寻找更加适当或确切的位置以防止其原有的本质主义腔调损害摄影这个被装载了各种物质现实和话语现实的对象而在所有这些物质现实和话语现实里,“纪实传统又是被塔格特别强调的那一个

第六章照片的传播新政改革和纪实修辞可以说正好直接对应了该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讲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正是纪实传统完成装配并逐步生效的年代而这一传统的原则之一便是把照片证据的地位看作中立的和既定不变的”,以确保意义的抵达不过与成熟期相比在其之前的那个历史时刻也许更值得关注这也是第五章上帝的卫生法:19世纪晚期利兹的贫民窟拆迁与摄影所描绘的世界: 1880年前后的英国利兹纪实传统尚未成形但已经有人比如下文将提到的卡梅伦医生意识到摄影的证据力作为一种潜能可以在人为的调节中成为生产意义的工具但他们又无法保证这些意义能始终生效这正是塔格清理巴特的证据力概念所需要的一个时刻——作为证据的血统还在但尚未变成某种中立的既定不变的前提具体到第五章的叙述我们将会看到在特定的历史场景比如贫民窟拆迁案的询问环节照片如何在当事人实时调节的阐释技术帮助下生成特定的意义同时这些意义又是如何在缓慢的生成过程中与权力交锋的

1850年代开始工人阶级文化逐渐确立起来既保守又极具防御性对于那些试图决定其品格和方向的外来力量密不透风。”如果我们把塔格在全书导言中的上述引用与第五章里大量空无一人被建筑环境充满的贫民窟记录照片关联起来重新思考原本出自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的这句话就会显得尤为耐人寻味。“密不透风这个词仿佛在全然矛盾的两面上对工人阶级的形象进行了暗示——其一自然是这个词与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广义的生产生活环境之间的隐喻关系其二是它所伴随的那种约等于拒绝的沉默79号规划圣彼得广场附近的庭院》(105)、《天井东桥街》(127)、《13号井希金斯的天井》(131页上图等照片中我们找不到尤金·阿杰(Eugène Atget)的老巴黎空街景里氤氲的乡愁反倒是凹凸不平的砖块和屠宰场零星的动物尸体让我感到了一种隐藏在背后的敌意——这里不是废墟,“净空是确凿的临时状态

20世纪初为利兹贫民窟拆迁法案所拍摄的照片之一图片来自网络原本照片收藏于利兹大学布隆顿图书馆.

不过塔格的叙述重心并不在此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描述贫民窟拆迁法案的主要推动者卡梅伦医生(Dr. James Spottiwoode Cameron)如何在各种政府机构的质询流程中一步一步将这些贫民窟照片描述为狭窄不见阳光不卫生的证据不过有趣的地方并不在于卡梅伦最终获得了胜利而在于他在前后数次的质询中是如何与上议院特别委员会以及反对他的人共同协商这些照片的意义的卡梅伦没有把自己对照片的阐释全部装在第一次接受询问的证词中他总是会根据其他人的反馈持续调整他的训练方案”——训练上议院的议员们以他的方式阅读这些照片并接受它们继而推动拆迁法案的通过例如1896715日这一天他向特别委员会提交的两份证词在初步确立视觉证据的系统性质卡梅伦这样描述一系列关于一所房屋的照片:“E是屋前,F是屋后的天井,G是从天井拍摄的屋后,H……”;但在第二个证据中他的描述开始朝他所期望的将这些贫民窟的空间和疾病联系起来的方向上前进:“右手边是普通住宅的后门——这个院子占地25平方码20.90平方米)——照片是从一个狭窄的入口拍摄的从另一边进入这个院子的唯一入口在右手边。……这垛墙遮住了这些建筑仅有的日照。……”狭窄的唯一入口仅有的以及在接下来的陈词中卡梅伦极力指出的在采石山的黑暗和封闭的空间里存在曝光技术困难之类的话其实都可以被理解为他的一系列调整步骤在这里塔格使用历史文献为我们打开的空间放在纪实传统尚未成形或者是在利兹贫民窟拆迁案例中被具体为系统的官方摄影话语”(据塔格的说法也就是在拆迁法案大约十年后尚未开始的时刻是尤为可贵的因为一方面作为一个不怎么精细的模型利兹贫民窟法案的往事以一种既往的身份回应着第六章会直接处理的纪实传统”;但另一方面在卡梅伦接受质询的全部场景中退让协商服从利用的过程都是如此地被摆上了台面如此地可见堪称一次对毛细管的放大卡梅伦尽管技艺超群”,既说服了议员也赢得了辩论但始终无法用自己希望的方式控制照片的意义”——从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正寄生在作为物质性存在的照片之上的权力游戏是如何发生又去往了何处以及摄影图像本身如何在意义的流转中走向边缘最终被排除在意义的生产过程之外

然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前面插入一段我自己对这些贫民窟摄影的阅读及想象因为我认为除了来自图像外部的文化历史法律等方面的因素以外摄影图像本身内部同样是一个正在持续被激活的对象如果借用塔格经常提到的传播一词来说,(摄影意义的传播在涉及文化历史法律等方面的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之外或许还应被放到更长的历史坐标轴中接受任意错时的解读给后者可能带来的影响的评估而我所插入的这个貌似与主题不大相关的段落其实就是错时的处在当代的我对特定摄影图像本身的一次激活而它同样有潜力被折叠到意义的传播过程中进而在历史中成为图像的一部分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塔格对图像本身的排除也就意味着对这些话语之历史的排除而这是一种值得我们警惕的损耗

— 文/ 胡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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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与意志的语法

2018.07.31

国分功一郎2017年在朝日文化中心新宿教室的讲座板书. 图片来源:WIRED.jp_IS.

日本学者国分功一郎去年出版的中动态的世界》(医学书院,2017)一书可以视作对责任意志观念的一次再探讨不过尽管本书的副标题是意志与责任的考古学”,这一著作却不是对这两个概念的思想史梳理而是从一个貌似与之毫不相干的问题——所谓中动态这一语态的历史考察入手通过中动态这一行为样态/语态国分功一郎试图将责任问题带离主体的主动性/被动性的二元对立框架此话怎讲

一般而言当我们谈到责任问题的时候通常都预设了责任主体的意志和主动性也就是说只有当主体能够凭借自身意志行动的时候他才能够且需要为行为的结果负责在这一认识方式中呈现出来的行为样态是主动和被动的对立。“主动形式强烈诉诸意志的存在这一形式强调的是事态和行为的出发点是’,而且才是原动力这个时候,‘的内部所预设的便是意志”(22)。这一主动/被动的行为样态对应于语言中的主动态和被动态似乎一个动作的主体/主语要么是动作的发出者要么是动作的承受者从这一二元对立框架出发来谈论主体意志和责任有什么问题吗国分功一郎认为问题在于它无法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系列无法简单归之于主动被动的行为样态的事情例如一个有毒瘾的人吸毒他的这一行为的主动性在主动/被动的对立框架中与意志密切相关这时候如何能够简单地判定其吸毒行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他是否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又例如当一个人被强盗威胁着交出钱财的时候他的行为是主动的吗他是否在遵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又该如何对此负责

对于上述问题哲学和法学等领域已经有过不少细致有效的回答国分功一郎提出中动态”,则是试图从语言表现层面甚或是语法层面出发进行探讨借用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的研究国分功一郎指出至少就属于印欧语系的现代语言而言,“最初存在的并不是主动态和被动态的区别而是主动态和中动态的区别”(34)。什么是中动态”?一般而言,“中动态”(middle voice)是存在于古希腊语中而在拉丁语和现代欧洲语言中仅留下痕迹如英语中“It smells good.”“smell”一词的用法的一种语态可以表示自指也表示发生的行为或动作与主语/主体直接相关通过一系列历史性的文本和语法考察国分功一郎试图说明,“中动态并不是介乎主动被动之间的一种语态毋宁说,“主动/中动的语态区分在语法上先于主动/被动的区分,“被动不过是中动态所具有的一个意思”(72)。简言之,“主动/被动的对立与主动/中动的对立两者之间的差异是焦点的差异如果说主动/被动语态的关注点是主体/主语所占据的施事者或动作承受者的位置那么主动/中动语态的关注点则是主语在行为过程的内部还是外部这一问题(88)。因此,“中动态的要点便是主体/主语和行为的过程密不可分行为并不单纯依附于一个已经存在的主体毋宁说主体通过这一行为在这一行为中实现自身

由此国分功一郎回到了责任和意志的问题就之前提到的在威胁下交出钱财的例子来说他认为中动态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解释这个事例:“权力的行使者根据权力让对方行动所以他位于行为过程的外部这对应于与中动性相对意义上的主动性’。根据权力而被迫行为的一方则位于行为过程的内部所以是中动性的”(151)。根据这一说明我们不必再纠缠于被迫交出钱财这一行为是否应该诉诸主体的意志行为者应该负多大责任等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意志责任等概念所预设的行为主体与动作之间可分离的关系必须被主动/被动的对立框架收编的关系如今被开放给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中动性”;另一方面,“意志概念被用以说明行为者的责任和目的自身就带来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困境简言之如果像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意志只有在绝对全新的开端处在与既有条件和约束切断的地方在一切目的论式的潜能实现过程断裂的地方才真正得以呈现那么对于意志的强调并不会引向责任的观念反而很可能诉诸基督教的神学传统因为只有在与上帝无中生有的创世相类比的意义上,“意志的行为才谈得上绝对的开端”(138)。

但这么一来,“意志概念面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不敷用因为意志只是影响选择的无数要素之一”(134);过分强调意志和责任的关系结果就是硬要让人相信不可能的纯粹开端妨碍我们如其所是地认识事物”(263)。而与主体主动性意志责任的关联相对也就是说主动/被动的对立框架相对中动性的维度上行为与主体成为相互构成和表现的同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并不强调行为的施加方和被影响一方。“在主动态和中动态对立的语言中意志不被前景化”(97)。在这里国分功一郎强调指出动词是发展了的名词”,动词最初与人称没有直接联系单纯表示事件或动作”(170)。只有在中动态消失之后,“主动/中动语态让位给主动/被动语态之后才出现了这样一种语言即不仅仅确定行为者而且将行为归属于行为者”(176)。而一旦将行为归属给特定的行为者并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主动/被动的关系行为者的意志问题就浮现出来了换言之,“意志”、“责任等观念恰恰遮蔽了主动/中动主动/被动的对立框架所取代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国分功一郎对于主动/被动主动/中动的论述是同时在语法和本体论的层面进行的也就是说,“中动态同时是一种语态和存在样态对此他将语言理解为思考的可能性条件”(111):由于中动态在语法层面的消失使得我们在思考主体行动责任等问题时失却了一个重要的维度或视角但与此同时国分功一郎也认为尽管中动态这一语法形式和概念在现代印欧语系的语言中普遍消失了不少西方哲学家的思考却与中动态所指向的语态/样态若合符节在这一系谱中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便是斯宾诺莎国分功一郎借助中动态的视角对于斯宾诺莎伦理学的重新探讨可以说揭示了中动态的世界这一著作的根本论题

国分功一郎对斯宾诺莎的讨论集中于伦理学中的内在原因概念斯宾诺莎从上帝=自然这一唯一的实质出发这一实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的变状”(affectio)而呈现为带有各种不同性质和形态的个体这些个体的存在方式也就是把握上帝这唯一实质的方式被称作样态”(modus)。对于斯宾诺莎来说,“自由意味着一个事物的规定性完全来自自身内部的力量与之相对,“必然则意味着一个事物受到另一个事物的规定而得以存在或行动但由于每个个体都必然受到其他个体的影响只有上帝才是完全自由也就是主动另一方面样态所受的变状角度来看所有样态都不断受到外部的刺激和影响除此便无从谈及特定的存在方式因而只能认为是被动的”(247)。关键在于斯宾诺莎将样态的变状能力视作样态的本质’”(253)。这意味着斯宾诺莎是从性质的差别而非动作的方向角度来思考主动/被动”:

当我们的变状充分表现我们的本质时我们就是主动的反过来说当这一个体的本质被外部刺激压倒的时候那里引起的变化几乎不能表现个体的本质而是更多表现了外部施加刺激的事物的本质这种场合下这个个体就是被动的(256-7

主动/被动的二元对立被转化为自身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程度差异——由此暗示的自由领域恰恰对应于中动态的语态所标示的主体与行为的相互构建和表现国分功一郎认为这一根据自身的本质和外在影响的综合而产生变状的情形很好地体现了斯宾诺莎笔下的内在原因”。在这里原因和结果之间不再是机械式的关系更不是目的论式的关系而是呈现为一种表现关系:“表现的概念改变了原因的意义废除了原因和结果的阶层秩序也即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不再是施加作用接受作用的关系原因成为在结果那里对于自身力量的表现”(240)。一旦将原因和结果的关系理解为表现”,国分功一郎认为我们就可以在中动态的维度中理解行为和日常处事的复杂性——而这最终意味着:“我们和世界都以中动态为基准而运动认识这一事实是为了使我们变得自由中动态的哲学以自由为志向”(263)。

— 文/ 王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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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事上街头

2018.06.04

高赤中心的首都圈清扫整理促进运动”,1964. 摄影平田实.

日本艺术家赤濑川原平建筑史家藤森照信和编辑/插画家南伸坊等人于1986年成立了路上观察学会”,并于同年出版了路上观察学入门一书该书于2015年被翻译成繁体中文出版后渐渐在两岸三地吸引了不少追随者和实践者国内建筑界和艺术界开始出现一股研究民间野生设计”、“底层智慧的潮流那么追根溯源路上观察学在日本是如何兴起的呢

路上观察学一书的开篇文章我如何成为路上观察者赤濑川原平叙述了自己从艺术少年成长为艺术青年时的转变创作欲无法再局限于方方正正的画框内”,而是扩散至日常生活空间”。加上当时正值1960年反安保运动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国会前原本笔直的马路变得曲折布满障碍整座城市呈现非常时期的景象”,“艺术一旦发展到这个阶段已脱离空间物件或生活的范畴仅留下观察生活世界的眼光”。(《路上观察学入门》,10赤濑川原平也由此开始了一直在路上的创作。1963赤濑川联合高松次郎和中西夏之各取名字中的一个字创立了前卫艺术团体高赤中心”(Hi-Red Center)。他们走上东京街头进行各类艺术实践1964年发起的首都圈清扫整理促进运动”——讽刺日本政府为迎接东京奥运会而发起的公共空间净化工程

1968赤濑川原平开始接触到考现学”(Modernology)。考现学是由民俗学家建筑学家今和次郎于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通过观察民众搭建的临时避难屋而开创的研究方法与考古学相对考现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大变革时期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或社会风俗也是日后路上观察学的前身。《路上观察学一书花了相当篇幅介绍和回顾这门学问受考现学启发赤濑川原平于70年代在现代思潮社创办的独立艺术学校美学校教书带领学生走上街头实地观察墙壁或电线杆上的小广告标识标牌等并认为正常物件呈现出来的非正常状态便是现代艺术”。(《入门》,12这也反映了赤濑川原平对于杜尚式的现成品挪用的质疑——如果把日用品拿进美术馆贴上标签就可以成为艺术的话那凭什么留在美术馆外的日用品就不是艺术

在赤濑川原平的思考基础上建筑史家藤森照信在书中高举路上观察的大旗一文里做出了这样的推测即这个时代的趋势是从美术馆的艺术阶段路上的艺术阶段”,再到路上的观察阶段”。(《入门》,20艺术家不再以追求某种空间去维系一种整体秩序而是借由发现平平无奇的物件去表现一种个体自由物件脱离秩序溢出空间并取代空间成为路上观察者所追求的真正主角藤森照信这一主张与差不多同一时期在日本活跃的物派有异曲同工之处虽然后者的重点在于回到物质本原去创作严肃艺术而前者有一种反艺术的戏谑意味

根据书中赤濑川原平藤森照信和南伸坊的对谈路上观察学诞生前的一个重大事件是1970年在东京首次发现纯粹阶梯”,即只能走上去再走下来而不能通往任何地方的阶梯。(《入门》,46-49这样的建筑很可能是地价上涨后旧建筑改作他用而遗留下来的赤濑川原平认为这样的无用之物含有一种超艺术成分”,并将其命名为汤马森”(该词来源于被日本天价引进但表现差劲的美国棒球手汤马森),人类行为意识情感与经济活动加乘的总和再经去除后留下的残留物”。(《入门》,12)“汤马森这个概念和路上观察学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说路上观察学就是为了发现路上的汤马森而发展出来的

林一林,《安全度过林和路》,1995行为,90分钟.

路上观察学都发现了哪些汤马森书中专门开辟一章收录了路上观察学会其他成员的文章和田野笔记除了无用阶梯他们还发现了无用门(“用各种方法拒绝人进出的困惑之门”)、无用窗及各类用途不明的道路突起物更进一步的发现有藤森照信发起的东京建筑侦探团专门寻找明治时期以后的洋楼和混搭风格的建筑林丈二的下水道人孔盖采集森伸之的高中女生制服观察及赤濑川在美学校的学生南伸坊研究的路边家具的用法

从书上各作者对于空间和物件的着迷来看路上观察学无疑是一门现代性都市的学问6080年代快速现代化的东京街头路上观察者好奇地打量着变化和未变化的一切但他们并不是漫无目的闲逛的游荡者”,而是主动探索的研究者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经历着相似社会变化的国家和地区路上观察一直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发生。90年代引领中国现代化大潮的珠三角地区就出现了大尾象工作组这样的艺术团体他们从新兴的城市生活的日常经验入手在文化宫酒吧地下室等临时空间组织展览并走上街头进行即兴的有现场感的艺术实践如林一林的安全度过林和路》(1995)——把几十块砖头砌成的一堵墙一块一块地移动到繁忙马路的另一头当下国内建筑界对于野生设计的追捧深层次可能也是源于一种对于近年来形成的千篇一律的城市空间的不满以及对真实的有生命力的民间生活的向往然而这一切可能都只会发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而不是现代化完成之时在快速现代化的空间中纵使感到迷失尚能找到一丝自由喘息的缝隙发现些许未被规训的乐趣而经济愈发达空间利用愈充分这个缝隙就越小直到没有一寸空间不被资本与消费占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路上观察并不是一种只满足观察者个人小趣味的行径而是在和日渐壮大的消费帝国抢滩在夺人耳目的广告招牌和寸土寸金的商铺占领城市空间之前发现那些在街头自然生发但无人问津的物件路上观察就是观察社会生态与物质结构的细节在一切终将消失之前将其记录下来

本文提及的路上观察学入门为行人文化实验室出版严可婷黄碧君林皎碧译

— 文/ 刘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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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军午餐肉与外围法西斯主义

2018.03.06

希托·史特耶尔,《》,2015,混合材料与三屏录像彩色有声,655). 展览现场,2017. 摄影:Chris Kendall.

被废除功能成为历史文物及公共艺术的坦克分分钟从它的基座上开下来加入新的战争正在展出着某一历史议题的博物馆分分钟有难民涌入成为避难所金融危机或政体坍塌导致某一货币贬值时当红艺术家的抽象画分分钟成为替代黄金确保其拥有者维持着世界1%富豪的地位这是希托·史特耶尔(Hito Steyerl)在其新书免税艺术行星内战时代的艺术》(Duty Free Art: Art in the Age of Planetary Civil War)中描绘的几个瞬间这个行星上所有事物向其他任何事物宣告了战争在由数码技术和算法治理倾情协力的真实和虚拟的战场上最不可能做到的就是分清同盟敌人战友就像想象力丰富的中华未来主义也预言不到春晚小品里对中非关系的展望其中由非洲人扮演的猴子不知道与此刻蹦跶在恒温箱中的克隆猴有什么关系然而或许是同一种高端理想在五环外驱逐着它们的灵长同胞人类

作者在全书多处论述了一股被她称为代理政治”(proxy politics)的当代趋势这也构成了作为艺术家的她长期致力于挖掘和演绎的再现理论”(theories of representation)的最新章节再现/代表政治(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在近几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以往某个人群或事物得到越多的再现/代表其图像在公共视野中越可见就拥有越大的政治权力而如今吊诡的是,“当图像以海量飘浮于空中时精英们却在浓缩集中权力。”可见性不再具有任何现实重量暗箱操作前所未有地普遍这让人想到各种直播和短视频平台的泛滥边缘人群法律擦边球赤裸的社会问题都通过娴熟的再现和自我再现套路内耗在整体不被看见或者说被看不见的网络平台

代理受委托代替某人某物出席决策做出行动替身演员是一种代理人在游戏和虚拟现实中的化身(avatar)是一种代理但是当然,VR已经过时今天我们都谈区块链),“翻墙软件的运作是一种代理机制而代理最广泛分布的案例就是网络水军”——一个个看起来和其他账号没什么两样的ID,你不知道它的背后是一个同时操作着十个屏幕每日完成发帖数指标的带薪评论员还是一个机器替身当史特耶尔说后再现/代表的政治是一场机器人军队互相厮杀的战争她可能没有意识到水军这个中文词多么准确地概括了她的意思。“代理政治或许该被翻为水军政治”。

的确社交网络上的战争愈发惨烈炸号这个最近频发现象的名称就能看出网络监察员放弃了任何礼节和耐心,“一言不合就删帖禁言甚至炸号没有预告也没有事后通知除此之外为了应对网友的语言智慧他们的工作也从机械的敏感词检索演变成阅读分析这就不仅仅需要软件和机器人还需要无数支审查水军每天对社交网络用户发出的一切做出噪音(noise)和信号(signal)之间的辨别。“敏感在这里也被赋予了一层新的意义对信号足够敏感

史特耶尔在书中多次提问如何区分噪音与信号她指出更重要的是对噪音和信号的区分往往制造了不可逆转的生存等级由于我们永远无法完美精确地隔开噪音与信号无论现实还是虚拟的战火中都有无辜者牺牲当那些误伤牺牲了的以及因为言论而被炸号的人去淘宝买了一个新的社交网络账号时他们与负责制造噪音的水军负责揪出信号的水军一样成为这个局域网中不被实名认证的次等生物”,厮杀在战争的前线

人脸识别技术是区分噪音与信号的最新尝试吗图片来自网络.

如果我们追溯水军的生命政治我们会发现他们往往是生活在发展中地区或第三世界国家的严重低薪工作过度的廉价劳动力这些新时代劳工并非内格里和哈特笔下构成诸众的那些未受社会规训纯净而原始的肉体”(flesh),而更像是一种午餐肉”(spam)。史特耶尔如曾经漂亮地阐释了坏图像”/垃圾图像(poor image)一样阐释了垃圾邮件(spam),“spam”的原意为罐头肉/午餐肉”,一种深度工业化商品化被剁成糜又与无数化学添加剂混合在一起的人工肉是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中被剥削的身体的真实写照这些午餐肉/垃圾邮件不受欢迎没有文化具有欺骗性但我们常常忘了ta们构成了我们邮箱火锅和麻辣烫以及现实中大部分的空间

水军政治在艺术界意味着什么作者建议是时候更新体制批判这个二十世纪术语她认为当代艺术建立在一种在场经济”(economy of presense)之上,“放映后的问答环节比影片更重要现场讲座比原文本更重要认识艺术家本人比知道ta的作品更重要”,在这种生态中疯狂的自我雇佣或者说自我失业或者说自我剥削中艺术家要想罢工是不可能的你的暂时不在场只会使你的在场更加稀缺抬高你的价值这时有效的抗议手段是雇佣水军/代理来代替你在场代你参加放映问答替你社交这样那些并非虔诚地想要理解你的艺术只不过是想见到你本人的观众也能更自在地分配他们的注意力来执行多重任务——大家都是数码劳工时代被过度使用的午餐肉

另外当代艺术本身是一种水军它的出征制造了一种全球大同的假象——差异再剧烈矛盾再尖锐的地区它们的当代艺术的样貌总是相似的艺术积极地参与着行星内战,“用黑话来掩饰洗钱勾当还有后民主时代的庞氏骗局。”史特耶尔在多篇文章中把当代艺术行业的方方面面都黑了一遍从展览媒体稿(“艺术界的垃圾邮件……与生殖器增大广告有得一拼”)到自贸区艺术仓库(“如果说双年展艺博会士绅化房地产的3D渲染明星建筑师设计博物馆是这些地方的企业化表面那么秘密美术馆就是它背后的暗网通往[艺术品]销声匿迹的丝绸之路”),这些犀利的玩笑Art Review杂志权力100”2017年排名第一的艺术家口中说出再恰当不过了

作为替代货币的当代艺术要谨慎继续成为各种外围法西斯主义”(derivative fascisms)的帮凶法西斯主义拒绝面对再现的复杂性为了动员人群它需要的是大量的套路化的图像文首提到的再现/代表政治的图像通胀现象与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是兼容的在越来越多的人有能力通过图像自我代表的时候越来越少人的政治权利得到了代理人民代表成为了人民水军——人民缺席了替身上场就像所有电影替身一样他们是受过训练的尤其是投票时既然不知道何时可能被炸号的我们都是或者正在成为水军那么作者认为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利用替身或者被替身利用去行动?”

希托·史特耶尔,《免税艺术行星内战时代的艺术》,伦敦和纽约:Verso出版社,2017. 256.

— 文/ 张涵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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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与情动

2018.02.24

1983年重印的英译版历史小说》(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与年轻时期的卢卡奇.

什么是现实主义的现实”,长久以来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大问题卢卡奇在叙述与描写一文中的论述仍然可以视作切入这一问题的重要入口他著名地将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对于赛马的刻画进行对照认为前者的描写尽管事无巨细地再现了赛马各个细节却和小说情节整体脱节而托尔斯泰的在安娜·卡列宁娜中对于赛马场景的叙述”,则使之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而有机的组成部分卢卡奇因此认为在把握历史和社会结构总体性的意义上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笔法要比巴尔扎克式的自然主义高明不少下面这段提纲挈领的话可以视作卢卡奇从创作手法与历史语境的关系出发叙述与描写所做的唯物主义阐释

真正的叙事作品艺术的悬念永远在于人的命运描写把一切摆在眼前叙述的对象是往事描写的对象是眼前见到的一切而空间的现场性把人和事变得具有时间的现场性但是这是一种虚假的现场性不是戏剧中的直接行动的现场性现代的伟大的叙事作品正是通过所有事件在过去的前后一贯的变化把这个戏剧因素引入了小说的形式然而旁观的从事描写的作家的现场性恰恰是这种戏剧性的反面他们描写状态静止的东西呆滞的东西人的心灵状态或者事物的消极存在情绪或者静物卢卡奇:《叙述与描写》,选自卢卡契文学论文集》(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59

换言之卢卡奇认为描写的空间性根本上改写了叙述的时间性其结果是人和事件的停滞行动的退化这一事关现实主义创作的极具争议的价值判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而近年来就这一主题所谱出的变奏中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一书(The Antinomies of Realism, London: Verso, 2013)相当值得重视这么说哪怕仅仅是因为杰姆逊几乎完全接过了卢卡奇的话题并就叙述描写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展开

杰姆逊一开始就将叙述与讲故事的传统联系在一起并指出只有将讲故事的功能放在某种对立结构中我们才能确定其内涵否则叙述的边界就将涵盖整个精神活动领域”。因此与卢卡奇对于叙述描写的断言不同杰姆逊论述的推进方式迂回曲折得多例如他首先借用萨特对“récit”(叙述的时间性的论述指出叙述的时间是已完成事件的时间它们已彻底了结并进入历史”。在萨特这里,“叙述体现的时间性恰恰不是卢卡奇意义上的行动的时间而是无法行动的时间

这种时间性必然阻断当下发生之事件的活力同时也必然阻断事件参与者做出决断时的挣扎换言之它忽略了当下的时间并将未来转化为一种死去的未来”(某个角色在1651年或1943年预料到了某事)。因此很显然萨特呼吁小说重新确立的便是开放的当下的自由是一种开放而不确定的未来的当下用一句萨特最喜欢的话说在这里骰子还没被掷出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伦敦:Verso出版社,2013. 封面图像古斯塔夫·卡耶博特(Gustave Caillebotte),《刮地板的工人》,1875,布面油画.

杰姆逊指出萨特对于叙述的完成时的不满和他对于事件性当下的执着本身就是由其自身的历史内容所决定和预选的”。将萨特的立场历史化不是为了否定其有效性而恰恰是为了探究叙述的可能性边界尽管或正因为叙述的时间性指向的是不可撤回的事件指向的是一种作为与日常存在也就是本雅明那里集体性和历史性的存在”)的时间相区隔的独特时间尽管或正因为叙述作为讲故事的技艺的延续,“叙述讲述”(telling)能够根据情境的实际需要进行任意扩展和缩短”,“叙述所讲述的行动始终是另一种时间性之中的封闭故事。(杰姆逊提示我们这一封闭的、“不可撤回的结构最终通往一个名字死亡。)然而,“事情的麻烦之处是读者的永恒当下读者将一种不同的时间性引入这一过程”。也就是说无论叙述本身作为对于过去的讲述多么封闭阅读行为的时间介入总是会将给不可撤回的事件带来不同的可能性因此杰姆逊写道

我们终于为我们一直在试图命名的话语对立找到了确定的表达不是“récit”“roman”的对立甚至也不是讲述展现的对立而是命运永恒当下的对立重要的不是如所有那些理论家那样将重心偏向某一侧而是去理解如下命题现实主义位于两者交叉点上现实主义是两者冲突的结果试图偏向任何一方来解决对立就会摧毁现实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回到叙述与描写的对立可以说描写所打开的不仅仅是一个消极而琐碎的偶然空间如卢卡奇所认为的那样),而恰恰是一种与读者的时间性相关的永恒当下的时间但杰姆逊没有将这一现实主义的根源规定为描写”,而是试图将它界定为情动”(affect):如果叙述体现的是过去和过去时一切都在封闭的线性时间内展开那么与此相对

可以将当代或后现代的持续当下更好地描述为一种向身体的化约”,因为在所有倾向于将经验化约为当下本身的做法那里最后剩下的都是身体。……孤立的身体开始认识到更全面的总体感知(generalized sensations)的波动——由于缺乏更好的词我将此称为情动”。

在概念规定的意义上,“情动区别于情感”(emotion):后者是一套已经被辨认整理和归类的现象它们被赋予一系列可清晰辨别的名称并被把握为一个现象整体”;相反,“情动无法被语言把握”,因为它逃避了语言对事物和情绪的命名”。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所谓的事无巨细的琐碎描写”,到了情动这里恰恰成为现实主义作家的新使命因为他们必须捕捉情动那里转瞬即逝而又难以名状的核心正是无法被语言把握的内容要求作家用语言来进行表征

这些无法命名的感知已经有自律性如果巴尔扎克的气味转变为某种令人不快的忧郁那它也会具有自律性不管怎么说这些感知不再意味着任何事情作为世界的状态它们单单只是存在着而已

历史而言,“情动的这种自律性与资产阶级对于身体的特殊关注有着密切联系而在文学本体论的层面上对于自律的情动的关注或许也与语言的自律性进而与文学表征的自律性休戚相关。“情动的再现呈露的是语言的不可能的任务即再现剥离了意义的存在”:被文学语言所表征的情动内容无法被化约为日常生活中对于情绪性格状态等等的习俗性名称同样从时间性的角度来看,“情动的时间性指向了

一种永恒的当下一种自足的因素只依靠自己并将自身的存在不断延续下去在这里我们要提出情动的另一个特征强度它指的是情动能够根据一定的音量——从极细微到震耳欲聋——被记录下来而不丧失其性质和规定。……情动是独特性和强度是存在而不是本质它们往往会颠覆既有的心理学和生理学范畴

需要注意的是杰姆逊提出情动作为现实主义的另一种冲动”,并不是为了以情动否定情绪”,以难以把握不可命名的当下时间来否定封闭的、“不可撤回的过去时间他不仅指出对于情绪的命名本身往往可以打开前所未有的叙述维度而且将对于情动的关注历史化为现代性条件下产生的难题:“理智和经验之间意义和生存之间的这种不可调和的分裂可以理解为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尤其是在文学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只要现代性状况本身无法被历史地克服那么由叙述情动所呈现的两种相互交织和缠绕的时间性就会永远是形成现实主义小说引力场的两个重要因素

— 文/ 王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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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末:2017年最佳阅读

2018.02.08

黑人青年计划100”成员在马里昂·西姆斯雕塑面前抗议纽约,2017819. 图片:Eduardo Munoz/Reuters.

朱迪斯·巴特勒 -《安提戈涅的诉求

在女性主义与国家的对峙关系中安提戈涅是否足以成为女性主义政治典范及代言人面对当代构建家庭的新实践(LGBTQ人群全球移民流亡者避难者在错乱时空中重建亲缘关系),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是否可以通过回溯和重构围绕亲缘关系的理论基石——拉康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语言学——打开新的空间这是朱迪斯·巴特勒写作此书的两个根本动机也是她以人文主义方式重读安提戈涅这一古典悲剧文本来回应当下性别与家庭的未来并为其开辟伦理与法理的理论新空间的尝试

巴特勒回溯了黑格尔和拉康的象征界(the symbolic)对安提戈涅的解读揭示出安提戈涅何以被黑格尔遮盖同时被拉康错置安提戈涅在巴特勒的解读中浮现为双重的无意识安提戈涅并不处在法外之地也就是克瑞翁象征的国家公法的对立面而是法律内含的无意识公法自身便是在这种非公开之物和不可公开条件的基础上诞生的与此同时安提戈涅也是亲缘制度这一象征界内含的无意识没有乱伦禁忌形成的意识边界人类的亲缘制度就无法成形乱伦禁忌是亲缘制度核心处的空白安提戈涅作为乱伦的产物在这一制度中成为一个无法存活之人没有语言可以说出她是谁。


巴特勒对诅咒的揭示和分析比最终结论更精彩落在俄狄浦斯家族身上的诅咒就是象征界运行的体现诅咒通过暴力展现避开诅咒的人反而执行了这一诅咒诅咒的魔力在于话语成为被话语命名之人的自身渴望而一再重复它反转时间其效力只有在回顾中才赋予过去事件以力量过去被预言再次确认语言成为当下行动然而作为诅咒后果的事件也是对诅咒的意外偏离和脱轨因此安提戈涅的诉求的革命性在于她既是诅咒的执行者也是其无意识的偏离者从而让公法与亲缘制度裂开了其自身的蒙昧模糊的归零点而她的革命性正是这个归零点揭开的新空间:“亲缘关系如果是形成人类的先决条件安提戈涅就是形成人类新领域的一个时机通过政治语言的误用通过不足以作为人类的生命像人类一样说话通过性别的错置通过亲缘关系在构建它的基本法则上的垮倒。”

中国的女性主义和女性生命体验今天仍然活在象征界运行所产生的禁忌和诅咒之中吗这一诅咒更普遍也更隐形了吗首先吊诡的是性别禁忌和诅咒的运行自1949年后其实已经几经变形遍露破绽本该推动改变的开启然而这一切并未发生国内公共领域/公开空间远远没准备好女性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的现身尤其是对有激进倾向的行动主流观念对女性主义者尤其是行动派的敌意和误解是很普遍的当它从常规的女性行为规范中偏离安提戈涅式的激进越成问题而如果行动者有论辩能力行动果敢给予TA们的试错或犯错机会反而更窄小和不宽容同时女性主义者的行动也面临着被景观化轻易消解的危险一个女性行动者的身体的在场仍然会被当做一个有观赏和审美价值的客体如果行动策略中包含对这一既定想象的挪用和嘲讽常常会面临跑题效果含糊或失效的可能另一方面近四十年来的经济决定论消费社会的虚假赋权女性在各个领域获得不同准入许可她们认为禁忌和诅咒已被消除认为自己已成为利益分享者与用其它方式在推进性别空间的女性对话和联合的可能越来越小她们的欲望也有自我满足加强整体性别禁忌结构的危险——规避诅咒的人反而执行了这一诅咒

是否我们该做的第一步是厘清象征界——我们继承自前人的无意识”?清算围绕性别的语言亲属与家庭关系以及既定性别规范的运行方式了解它们在哪里语焉不详和无效同时破除新女性的自我美化和幻想那也许是结构性力量诱引女性远离禁忌之地的潜能的有意设置我们应该从共同的失语处开辟新意识和共识哪怕是暂且微弱的可能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王楠译,《安提戈涅的诉求——生与死之间的亲缘关系》,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

格雷厄姆·格林 -《权利与荣耀

这本出版于1940年的书出现在银翼杀手:2049》中复制人的手里并不违和作为格林最好的一个长篇它勾勒的正是一个置身于末日图像之中的绝境逃亡者的形象有写作同行曾提及格林对主人公精神状态的探讨流于表面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仍然有力地展示了一个在未知和恐惧中不断行走的人类的焦灼盲目和自我怀疑他在种种未知的外部推动力之下不得不行动除了内心一点微弱不稳定的信仰早已丧失了一切小说中沉沉暗夜般的氛围像一个清醒的噩梦不断重返我们此刻身处的外部和内心世界我们对人类未来异托邦式处境的想象并未能涂抹出比格林更多的色彩这本书里地理和内心的时空迷宫中没有允诺任何新的人之可能在被文本压迫同时席卷的张力中我们和这个既是圣徒也是堕落者的主人公威士忌神父一起走在这段逃亡之路上这个不完美的人类犹如我们自己在自身的最低点和最高点之间不停摆荡与疲惫挣扎目睹漫漫旅程中世界的破败和狼狈在世界的背面失语以一种幽灵低语式的死亡终结这一切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傅惟慈译,《权利与荣耀》,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塔西娜··阿玛瑞(Tarsila do Amaral),《Abaporu》(吃人的人),1928,布面油画,85 x 70 cm. 图片:Tarsila do Amaral Licenciamentos.

欧克利德斯··库尼亚 -《腹地

腹地写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作者以随军记者身份记录下了发生在巴西东北部内陆腹地的卡奴杜斯内战(1896-1897)——巴西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地理时空和文明的大断裂它是卷入历史与时间的现代性进程在文明/野蛮民众/国家的不可弥合裂缝中爆炸出的一份证言它杂糅了史实记录新闻报道地质学人种学文学如高原一般崎岖断裂的文本本身带来并不好读的效果但无法削弱它宏观壮阔的尺度和直视文明失败的瞬间的激进意义可以说它正是由巴西历史进程和文体的双重失败成就的奇特作品其写作进程等同于巴西腹地与沿海欧化文明断裂形成的进程最终锻造出这样一部敞开的未完成的巴西伊利亚特》”。没有这本巴西现实主义奠基之作我们也就无法理解近现代巴西性的成形的土壤以及后来的食人主义宣言》、若热·亚马多、《广阔腹地条条小径的作者吉马良斯·罗萨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45一代诗人等现代巴西作家的共通气质和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异质性

欧克利德斯··库尼亚(Euclides da Cunha),贝金译,《腹地——卡奴杜斯战役》,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凯尔泰斯·伊姆莱 -《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

奥斯维辛发生了什么被悲剧攫住的幸存者之幸存意味着什么是凯尔泰斯全部写作的核心他所有的书都是同一本书——一个自我囚禁以自我消失为终点与毁灭的进程同步并从其中建立起全部写作意义的西西弗斯式作家他的彻底性不仅使各种文学文体——小说自传散文之间的隔阂在他的文本中消解而且他展示了写作者何以超越个人经验成为唯一可能的无个性写作者与一种精神存在人的生存本质上就是一个无法避免各种强力对自我进行同化的暴力进程而无法被同化者只能成为世界和时间中的被弃绝者——同时也是自我弃绝者同化意味着死不同化也意味着死但同化更意味着精神死亡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犹太人成为书中所言的恩赐”,它意味着奥斯维辛之后对不被同化的一种坚持:“在某种幸存中不再继续幸存不愿同时多半也不能幸存的幸存之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仍又要求它的幸存即要求对其本身进行塑造以便它最终可以这样继续存在下去。”

本书是无命运三部曲最后一部全书以妻子询问是否要一个孩子时主人公的呐喊不要开始幸存者是没有现实未来的因此他只能将你未出生的孩子的不存在视为对我的存在之残酷且必要的消灭。”幸存者无法与灾难之后的现实生存合一成为自己幸存的帮凶”,甚至出生的同谋”。既不为幸存辩护也不把世俗想象和这一幸存接轨——这是唯一可能和真实的胜利活着对主人公也即凯尔泰斯本人来说是为了工作——写作也即不断挖掘自己那个已经由他人砌了一半的空中坟墓

这样一种写作取向和坚决不被同化的存在窄路同样是对关于奥斯维辛没有解释这样一句知识分子拿来避开事实将悲剧归咎于一个非理性恶魔消灭所有理性解释的抗议不避让命运的人无法不作出解释而对凯尔泰斯来说他的解释又超越了奥斯维辛事件本身在小说接近结尾处,“展开了进入集中营前的童年生活的回忆在那里他发现了久存的人世丑恶人的被迫划分和相互的不可理解包括与爱人或父母之间)、沁入日常生活中的父权文化和圆滑处世的智慧暴行受害者对公开暴行的默认和参与……这些是在纳粹暴行之前自奥匈帝国时代便发酵着的人可以对他人做出的恐怖行径的日常变种奥斯维辛因此被看做之前人们内心中释放出的种种可憎欲望的顶峰以及每个人为了避免直视四周深渊而对魔鬼发出的最终召唤这也是作为幸存者的负罪感的由来在这本一气呵成的小书中这一彻底反思在战后作家中也是独特而可贵的

可以想见在极权行径之后及之下依然可以成形的思想概念可被秩序和系统包括文学系统顺理成章地吸纳和认可的作品和作家便是对那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不存在它的被毁灭的过程的背叛因而必然是虚假的在今天的世界中这样的共谋共利的写作者依然到处存在

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ész Imre),宋健飞译,《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西昌安宁河河床上彝族毕摩做开运仪式. 摄影童末.

彝族经文与典籍神话起源史诗仪式类经文

因为自己的写作计划今年大量阅读了川滇彝族典籍在全球化和大国崛起的话语覆盖下包括彝族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本完全有能量打开另一种关于现代性文明群众/人民他者生死观等当代主题的思考维度它们的史源论”(沃格林脉络是对有关现代性的普遍论述的一种重要补充甚至驳斥当黑暗闸门落下文化与文明面对危机与失语时这些留存下来并且时至今日仍鲜活地在日常生活中运转着的文明框架提供了一种末日智慧与政治潜力我们不该满足于仅仅对其进行浮泛的民族本质主义式应用或将其当做一个成形的已死文本进行客观去政治化的文化或文学性的解码它们与我们共在对它们的理解与吸收仍远远未完成这个工作是超越民族学科与过去-现在的线性时间框架的它们的丰富性与空白之处等待着新的对人类心性与境况的共同诉说

童末小说写作者人类学者

— 文/ 童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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