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的艺术

有些艺术家你谈论得越多就越有趣，布鲁斯·瑙曼不是其中之一。他的回顾展今年早些时候在巴塞尔Schaulager当代艺术博物馆与公众见面，并于本月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MoMA PS1馆开幕。这是一堂有关艺术制作和展览策划的大师课，任何企图对其作出明确清晰总结的冲动都会遭遇挫败。个中力量你越想解释，就越难把握。就我而言，要提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论点着实困难：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还是个青少年时，瑙曼和何里欧·奥迪塞卡（Hélio Oiticica）、阿德里安·派普（Adrian Piper）共同决定了我对什么是艺术家的理解。

和六十年代末面对录像这一全新技术的很多艺术家一样，瑙曼发现自己把艺术家和模特两者在古典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现代主义时期的形象全部混到了一起，而且这种混合跟自画像的模式完全无关，因为录像技术使艺术家可以出现在实时的反馈回路中。借用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对录像艺术的精辟分析，陷于“两台机器之间”的艺术家经历了一种割裂与分离，此中，笛卡尔式意识的内在性被外化的“模特”自我所侵蚀，这是一个由电子信号、玻璃和灯光构成的分身（doppelgänger）。我们应当记住，在男权主义的传统中，艺术家的模特并不是一个主体，而是一个性征服的对象，一个用来投射哲学和力比多欲望的客体，实实在在地堪称一套话语的化身，同时为可能的乌托邦和异托邦幻想提供肉身承诺。当阿德里安·派普（Adrian

杂志 PRINT 2022年夏季刊

思想实验

如果名为艺术品的东西存在的主要目的是用可以互相置换的保守自恋形式来填补有钱的空虚，那么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就不得不向别处寻求类似观展或制作展览的体验了。此处的“展览”，是指一连串物质性的接触或一系列有顺序的安排，它们能够激发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影响现有状态的多种可能性。鉴于当下各种站不住脚的利益网络，加上我们对社交媒体廉价多巴胺热点的依赖，名为艺术品的东西似乎无法再引发上述类别的接触。当人类所感知的“世界末日”被搞得仿佛迫在眉睫，我想到了社会学家科莱特·纪尧姆（Colette Guillaumin）精彩但仍被低估的一段话，这段话写于一个与现在不同的时刻，当时反动的极右翼势力使其自身混乱的行动显得似乎已无法避免：

“有一种可怕的机制，能够将关于邪恶、腐败、背叛、疾病、末日的强迫性想象和幻想强加在现实中的真人身上，而后者没有任何力量来阻止它。这就产生了一种谋杀性的勾结形式，让一群人将他们最糟糕的噩梦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在统治者脆弱的头脑中，被统治者最轻微的不耐烦的叹息都会让他们立刻联想到从阉割到地球停转的一系列最恐怖的动荡。”

现在，我们以各种方式被强灌世界末日，吃屎的感觉已经不再新鲜。能够在无休止的混乱中作出敏锐、大胆而精确的决定，在我看来已经奇异地具有某种革命性了。虽然当代左派的后人类倾向带来了一些有趣的阐释，但不幸的是，我们在灭绝之前还是不得不继续与人打交道。负责管理威尼斯普拉达基金会（Fondazi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