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在轰炸后的一片废墟当中，第一届卡塞尔文献展在这个前工业城市开幕；卡塞尔的位置处在新成立的西德的东侧边缘地带，它所承担的责任毫无疑问是通过重申（西方）现代主义的源流，以此平复近期欧洲历史所经历的伤痛。这一文明化目标的核心便是抽象，其形式语言成为了个人主义和艺术自由的象征，也成为了在冷战最初的年月里将西方与东方相区分的重要途径。卡塞尔于是成为了一个建构当代的舞台，与具备高度竞争性的（艺术）历史、社会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纷争相关联。1955年左右，“欧洲”作为人文主义价值观之道德权威和守护者的成型和未来在卡塞尔找到了位置和美学，这点使得其身份被定义为了西方的边界。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的艺术总监亚当·希姆奇克（Adam Szymczyk）及其策展团队所思考的是这些基础性条件、神话和愿景更为近期的组合形式。这次的展览分成雅典和卡塞尔两个部分，更新了原初展览作为西方人文主义前线和先行者的历史地位，以适应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当代情境。在所谓的暂定标题“向雅典学习”（Learning from Athens）之下，策展人团队用一种冷静的“跨国界、反认同的身体的议会（the parliament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