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指南(上)
像九十年代这样这样热衷于自我陈述和自我问诊的时代,似乎不多见。证据之一是文化研究在彼时的风生水起,将共同的社会现场直接转化为观照、书写和批判的对象。如果说“人文”概括了八十年代的思想和信仰,到了九十年代则是“文化”为知识分子的现实感知、社会介入和价值重估导航——至少,在这个名为“人间指南(上)”的展览中,对于九十年代前半期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再观看和再叙述,是依靠这一时期作为整体的社会文化情境再现,以及艺术家以个体参与文化自我叙事的案例所串联起来的。
策展人选择了陈劭雄、王晋、任戬和新历史小组的艺术实践为线索,他们在当时的主要活动地点涉及南方的广州、深圳,中部的武汉,和首都北京。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据点和先头站,这几个城市最早经历了市场经济的进入、消费主义的兴起、大众传媒的发展、流行文化的普及和城市景观的变异,也为艺术家提供了某种激发或考验其敏感度的试剂。在这个意义上,参展作品中无论是王晋以美元“叩门”的隐喻,陈劭雄对天河城街景的编辑、剪贴和再语境化,还是任戬集邮牛仔服和新历史小组“九三大消费”同大众消费行为的深度链接,似乎都可看作一个时代文化的共同意象的诸多切面。与此相应的,展览最后一个部分“新历史小组阅览室”在陈列各种关于新历史小组的讨论、创作与实践的文本/图像/影音资料之余,也收集了大量流行于九十年代前期的通俗读物,如《故事会》、《读者》、《毛衣编织120法》等,它们被散放在展厅的座椅上,作为最典型的大众文化载体之一,重现那个时代的感性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