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ew Durbin

  • 所见所闻 DIARY 2017.02.12

    危机管理

    雅典很冷,三十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冷到什么程度呢?冷到最近都下雪了。没有丝毫暖空气,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山顶上的雅典卫城——变成了一座冰冷而遥远的冬宫,夜里寒光彻骨,下午萧瑟矗立于灰白天空下,彤云密布,时而凝聚成冻雨。在这样奇特的气候里,世界其他地区正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暖冬,而雅典人却全副武装对抗严寒,让人一不小心就错以为是走在纽约街头——人们都擤着鼻子,竖起防寒服的衣领——或者把他们认成希腊西北的邻居:德国人。实际上,这会儿雅典城里确实挤满了德国人,因为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将部分展场移至希腊,以“向雅典人学习”(如展览口号所言)。还有七十多天就要正式开幕的这场国际大展现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一系列由哲学家Paul B. Preciado策划的公共项目。

    特朗普就职的那一周,Preciado邀请了哲学家Franco “Bifo” Berardi来主持了一场为期三天的研讨会,题为“欧洲的覆灭”。研讨会的场地——和Preciado策划系列的其他活动一样——选在自由公园(Parko Eleftherias)。艺术家Andreas Angelidakis告诉我,自由公园原来是一座警察监狱,1960年代末到1974年军政府垮台期间,从共产党到LGBTQ——“基本上所有与众不同的人”都在这里被政府雇佣的打手关押折磨。前监狱远离大路,伫立在一座树木稀疏的小山上,其貌不扬的外观要没有装着栅栏的窗户,很容易被人以为是一座老旧的公园行政大楼。内部空间开阔,没什么装饰,装有镶板的老屋顶毫不起眼,从上面你完全看不出该建筑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