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姝睿

  • 新生还者

    作为第二届集美·阿尔勒“影像策展人奖”获奖展览,北京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展出的 “新生还者”从展览手册和海报的平面设计——暗红色调令人联想到恐怖游戏《寂静岭》里的末日场景——开始,便预告了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松观看的展览。步入展厅,看到的第一件作品是安娜·曼迪耶塔(Ana Mendieta)于1975年拍摄的影像《血腥的轮廓》(Silueta sangrienta)。在这部仅1分51秒长的影像中,我们先是看到艺术家本人裸身仰面躺在一个人形土坑里,下一个镜头人消失不见,再看坑里已灌满如血液一般鲜红的液体,最后艺术家再度出现,这次她俯身躺在“血水”里。跳接的剪辑手法简洁精准地捕捉了在具身经验与有关性别暴力及丧失的普遍探讨之间来回往返的辩证过程。同样,在附近的一个小房间里,唐潮的《地方摄影》系列(2016-)也深入了摄影媒介本身的暧昧内核。空间里高低错落地陈列着艺术家在与地方刑警长期合作过程中创作的若干宛如静物画一般的刑侦照片以及相关录像作品。那些我以为会让我感到害怕的犯罪现场图像实际只让我意识到了自己身上有点冷漠的窥视欲,可能这正应和了艺术家想表达的,行凶者和记录死亡的拍摄者之间相似的思维逻辑。

    小泉明郎的

  • 采访 INTERVIEWS 2021.01.07

    Alice 陈

    现在搜索“陈羚羊”这个名字,网络上的资料稀少而单一,总是反复出现的《十二花月》仿佛是她早年唯一的作品,其实在那个“一招鲜,吃遍天”的早期当代艺术系统里,陈羚羊的作品面貌丰富到一个“女性艺术家”的标签难以概括。随着2005年陈羚羊的退出艺坛公告,她的消息日渐稀少,我却一直把她当成丰富和决绝的榜样,时不时地猜测着她的人生轨迹。今年初夏,在疫情带来的彷徨中,大家一边迫切地想整理好日常生活,一边忐忑地适应着“新常态”。这时,曾经的陈羚羊、现在的Alice 陈带着“露台计划”这个“复工”信号出现在了上海,回到了离开十五年的艺术系统中。

    过去15年我都在认真地当一个闲人,我并没有离开艺术,而是把它转化成纯粹的个人私事,不再去发表作品或者参加展览。再回来所谓“复工“的话,我希望做的工作是和对人类和社会有正向推进力的事情有相关的。我大概是在2018年先明确了“正向艺术研究会”这个名字,它有点像个厂牌、工作室的名号,或是一个标题。以后我以Alice 陈名义的个人创作以及其它所有艺术方面的工作都会从正向艺术研究会的这个平台推出。

    我既然从“隐”的状态到“出”的状态,跟外界跟他人合作成为了必须。凡是跟正艺会产生工作关系的人,我都会请求对方首先一起签一个“好朋友”工作合约。这个合约形式的作品名字是:《最重要的事之和正艺会Alice 陈有约》。它的格式是固定的:合约双方一式两份,一张A4纸是文字和按的手印,另一张A4纸是两个人手上拿着这个文字拍的照片。

  • 采访 INTERVIEWS 2019.10.17

    宋琨

    宋琨的作品一向面貌清晰独特。她在上海SSSSART空间的最新个展“IMBODY-写真·女体”包含了一系列亚克力罩下切片式的女体绘画和一个临街橱窗展示的Popping女舞者独舞的影像作品,此外还有一张名为《资本咬合》的兽牙与人牙混合、并贴有碎钻的牙床。画面中轻薄透明的皮肤质感无法将这些躯体和人的肉身属性串联起来,身体如静物般被断章取义地欣赏,一些关节被假肢状的结构取代,提示着人偶及机械赛博格元素的倾向;另有一些SM器具被嵌入画面,它们介于饰品和刑具,用形式反映出隐形的“禁锢”这个关键词,也描摹出施者与受者的潜在关系。展览将持续至11月10日。

    我从小对人群以及他们关心的东西都很抵触,我厌倦绝大多数人的世界,但我不是自闭儿童,因为还是有非常少数的人能让我产生兴趣。我四、五岁开始利用画画进入想象力的世界,哪怕只有饭桌上的一个小角落,一个碎纸片,一个小破盒子,我也可以不受外面的干扰了,直到现在绘画对于我也是这样的意义。我会用各种方法来保护这个东西,因为在它里面,时间、国界、政治、宗教、种族所有这些界限全可以打破。它带来了一种全然的自由,让我无惧任何障碍。我的艺术的载体和形式选择来自最天真的初衷,在职业艺术家的生涯里可能会面对动摇,比如为了交换权力和价值而牺牲创作的自由,我会尽量拒绝这些改变,因为非精神层面的欲望不如艺术重要。

    我在学校时接受的教育叫“全因素”,它是个全面的系统,针对光

  • 表演社会:性别的暴力

    香港艺术家黄炳的动画短片《你要热烈地亲亲爹地》(2017)以第一人称叙事讲述了虚构的原生家庭里,为掩盖父亲角色无能的蜜意亲情。这部充满地域文化风情的短片是大馆当代美术馆群展“表演社会:性别的暴力”中唯一让我发笑的作品,粤语旁白和港式幽默为这场关于“人类身体,性向,身份和行为规范的重重枷锁”的严肃讨论提供了些许轻松。

    同样是用第一人称叙事,一楼展厅深处刘野夫的单频录像《约克新闻》(York News, 2014)却充满火药味,同时也让我深感困惑。除了快速跳切的灾难、暴力、色情、城市影像之外,艺术家本人以易装扮相出镜,且以第一人称的英文女声旁白贯穿全片。然而,此处的易装形象和女声所代表的,是艺术家自己还是艺术家以为自己在代表的谁却不得而知。在作品英文题目明显影射的纽约城,有时候用“她,他,它”称呼别人前都需要询问对方,那么片中的艺术家表演的又是哪个Ta呢?黄炳动画里的故事尽管听起来荒诞,但片中的第一人称却有一种自传般的真实感,而看着屏幕上刘野夫的脸,我并不能确认他是谁。

    原谅我在一个有关性别的展览里把艺术家的原生性别作为他们立场的出发点来讨论。这种狭义的划分是基于生理结构的,不可也不必曲意掩饰。毕竟,我们都是带着原生性别的限定以及后天对其进行的反省和自我意识在各种社会态势里“表演”着服从或反抗,两种思维不时交锋,磨合出我们对客观世界的分寸感。因此,原生男性们在这场女性主导的平权运动(特别是metoo运动扩散至全球又占据道德高地之后)里的态度就更让我好奇。

  • 所见所闻 DIARY 2018.11.14

    蓬皮远渡,只见成都

    在和“成都•蓬皮杜:‘全球都市’国际艺术双年展”团队联络、定行程的过程中,包含展览信息的邮件一封一封地到,关键词一个一个浮现:蓬皮杜、方所、全球都市、延展智慧……但这些大词明显没有“成都”的表情明确。

    11月2号中午1点,巴士停在“东郊记忆”,这是主展场所在。一个类似798的音乐主题园区,被它的名字规定了联想。第一次混在媒体里等待发布会开始,只有背景屏幕关于夹江石堰村驻留项目的纪录短片可以打发时间:印度尼西亚艺术小组Gudskul在被广场舞惊奇之余,用了地图、卡拉OK和涂鸦等形式帮助村人整合记忆,看起来好像没有村民们本来的生活有趣;建筑延伸合作社的四位成员在村里驻留了六个星期,了解到这里的发展规划,重新设计了已经存在于村民日常生活中的长凳,可能希望年长的村民们还能雷打不动地坐在那里看住这条老街;澳大利亚陶艺家Yasmin Smith的作品《泛滥玫瑰红色盆地》是两组利用当地材料制作的陶器,有倒膜竹子和桉树枝形状的雕塑和一些随意的小盏器物。此次双年展,夹江的驻地项目是重头戏。对于那些隔一阵就被各地人类学家们调研一遍的村民而言,来来往往的艺术家们真正能提供的也许只对外村人的谈资。另一个循环的短片里介绍了“无定义音乐节”,策划人刘索拉在片中说:“这次不光有很多在各自领域很有价值的音乐人,还请了许多传统乐器演奏者来演奏新曲,这就是当代!”

    以上短片循环五遍后,漫长的发布会开始。每一个主

  • 堡垒

    “堡垒”的展览结构图上,三个圆形相互交错,项目参与者之一曾宏对圆形结构中标题的解释是: “‘根茎’是工作的联合方式,‘终局’是今天的历史处境,‘蓝图’则指向今天治理术对过去集体主义的盗用”。三个结构分别对应陆垒、仇世杰、诸鸽、曾宏、蒲英玮集体建造的“工地现场”,石青的影片,以及胡庆泰的作品。

    展厅入口处便是胡庆泰的作品,视频里播放着艺术家在日常环境中围绕自身工作、闪烁其词的交谈过程,旁边地上是一件很像追求坏品味的大理石手型雕塑(后来据介绍,这件雕塑遵循了“按艺术家随意比划的手势设计草图--通过雕塑工厂制作---运输回画廊空间展示”这样一个标准化生产流程)。我还在不明其究,就已经被旁边石青影片里的解说声给勾走了。这一题为《动物园的对面是天文馆》的影片围绕宇宙主义和复活的概念,讲述了上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留下的遗产。展览第一天,该片作为整个项目的开端,在挑高最高达7.5米的主展厅里做了专场放映,随着第二天剧场建造工作的开始,被移动到入口处。现在主展厅里的环形椭圆剧场由多块水泥板搭建,板上以手持电锯的方式刻着如下字样:背负着灵魂向太阳飞去直到溶化在光芒中。向下收拢的结构把天光屋顶向上牵引的注意力吸回地面,挂在顶上的一只泥塑秃鹫和绿色玻璃球呼应着铺进剧场的一条泥道,泥道在剧场入口处卷成一个巨大的柱体;另一只等待的秃鹫和破碎的玻璃球散落于地面,充满绘画感。剧场入口对面的墙上满是黑体字以及建筑与人群的图像,剧场外的画廊建筑墙面上也悬挂了一圈黑糊糊的纸,细看是刻印的蜡版,它将人引向另一个略小空间,也是本次展览连接所有参与者,共同劳作的现场:印刷工作室。在“堡垒档案”几个字做抬头的纸张上,是艺术家们选择的各种指向建筑、宇宙主义和劳动工具三方面的蜡印图案,观众可以自己动手印刷并带走成品,艺术家签名的印刷品则可以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