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细节：科尔•罗斯肯论近年来的广州建筑

最近，一批引人注目的建筑物一股风似的在广州及其周边建立起来或即将竣工，它们推动广州成为中国的又一个大都市，以吸引国际顶尖建筑大师的注意。这些建筑完全是以闪闪发光的外观和华而不实的巨大体量取胜，其中包括由Wilkinson Eyre设计的广州国际金融中心，预计在今年春季开放；Rocco Yim的广东省博物馆，已于去年五月份竣工；Information Based Architecture的电视塔，自去年10月1日开始运营；Zaha Hadid设计的大剧院，上个月正式开放；Nikken Sekkei的新广州图书馆，预计今年不久就能竣工。由十所地方大学联合组成的大学城也在小谷围岛的市郊投入建设，预计能够容纳十五万到四十万学生。

广州的建筑环境显然是十分复杂的，而这些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对这种复杂性做出反应。相反，这座城市的建筑亮点所强调的是在今天的中国，什么成为了获得大型公共委托的重点：将建筑的表现力全部施展在一系列结构性隐喻上。Hadid的剧院就像两块被抛到河堤上的巨石，表面上似乎是在对毗邻的珠江致意。Yim的博物馆让人想起中国的漆盒。而图书馆建筑的内部空间都被剥离开，就仿佛……一本打开的书籍的书页。

这么做似乎是为了让建筑师和委托人都满意，这使得这些公司不必将它们的建筑对应于任何特定的社会经济语境，而陈词滥调的文化暗示自会代替它们来完成这一任务。有人认为，建筑上的这种异想天开也

杂志 PRINT 2013年11月

日常生活结构：王澍的建筑

声势浩大的北京奥运会落下帷幕已有五年，中国的建筑发展却依然保持着高歌猛进的势头。如果说，国家浮华资本的再造伴随甚至打造了奥运会的奇观，那种技术和金钱前所未有的高度结合也渗透到全国其他的大规模项目中。例如， 2014年竣工、预计成为中国最高建筑的上海中心大厦，长沙的天空之城（原本计划于210天之内彻底建成，成为世界最高建筑），都体现了中国大张旗鼓的经济和物质发展规模，以及发展中所暴露出来的雄心和其中蕴含的力量。

实际上，大多数国外的观察者都认为，从中国不间断的大兴土木上可以看出，由一党领导的独裁资本主义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了整个国家的文化生产。但还有一种相反观点近期开始普遍起来，这种观点将建筑视为一个独立性渐长的学科。从这点上，建筑就是少有的能提出异质社会批评的领域，且无需直接对抗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既然建筑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表达中的显著力量，那么可以说，与其未来走向有关的问题，都充满了一种紧迫性，而这种紧迫也突出强调了有关中国持续发展的步伐及本质的种种复杂问题。

最能诠释中国建筑之悖论的，当属人们对王澍作品的反应。这位目前工作于杭州的设计师，是中国获普利兹克奖第一人（2012），国外媒体对王澍获奖的看法很是矛盾，一方面认为这是“建筑式异见”的证明，另一方面则认为这是“对（中国）政府的赞颂”。这样自相矛盾的评价暴露出一种僵局：对当下中国建筑状况的两种互不相容的解读导致整个局面陷入了死胡同。与此同时，王澍获得普利兹克奖，却也为中国建筑文化获得更深刻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契机，避开了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叛逆抵抗的二分法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