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未

  • 陈泳因

    陈泳因带着如同感冒的失恋,在开幕前的一个半月提前住进了黄边站,在展览空间中生活并布展。但是生在香港的她,在刚搬进去的时候就觉得展厅作为居住空间太大,并让她觉得不安,这驱使她在布展的同时尝试缩减在其中生活的空间。

    展览的名字叫“硬忌廉”(Hard Cream),这是一个捏造出来的,软硬兼备的名词。“忌廉”在感官上是幸福的比喻,而在物理上,忌廉的色泽如搭配硬的质感,则使人想到石膏建筑材料,暗示空间改造作为展览的一部分。空间上的改动与艺术家的情感经历并行,作为她那一段时期的生活印证与情绪容器;也因为如此,艺术家采用了一种可以想象的亲密的方式在布展——她身处其中,并在这段日子里使用不同的轻盈柔软的物料去软化和削减空间,甚至连她的日常物品也成为了她作品的一部分。

    我曾经意外地闯入过陌生人的生活空间,里面精致又谨慎的细节使人深刻,直面他人的真实使我手足无措。她并不着力于叙述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是采取了一种更身体力行的方式;譬如展览中悬挂的剪影雕塑《窗》(所有作品皆为2019年),再现的是她在紧凑的卧室中与男友吵架时唯一可以透气的窗口,那是艺术家以一叠2000张纸逐一裁切而制成的。当她重温过去,将情感以一种抽象的方式结算成一件可观看的作品,这种显得笨拙的重复行为使她的作品更加诚挚。

    在陈泳因额外添置的窗帘下,作品《

  • 生长

    一只极小的飞蝇在厚重的玻璃罩中从光下一划而过,实在太小又太快,让人怀疑是眼花了。艺术家苏珊·安卡尔(Suzanne Anker)摆满了培养皿的玻璃柜中孕育出了飞蝇。这一切简洁而贫瘠,让人不断地想象刚出现生命的地球长什么模样,或许在那个时候,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之间的关系并非如同今日我们所认知的那般极端,正如在展览前言中,策展人张尕对亚里士多德式的生物分类法和其框架之下所衍生而出的生命观念提出了直接的质疑。

    这个名为《永生的城市》(2019)的作品为展览“生长”抛出质疑的引子。巨大的玻璃罩下整齐地排列着270个培养皿,培养皿中装纳了风干食物、中草药、金属回形针这种日常,同时具备生命痕迹或工业痕迹的细小物品。随着时间推移,密闭的空间中培养出了灰绿色的菌落——如果仔细地观察,一开始吸引注意力的小飞蝇,在培养皿上的菌落之间完成了这个微缩“城市”的最后一笔:生命作为空间的参与者与定义者。在产出生命时艺术家用了“复合土壤”这个比喻——我们所处的现实早已包含各种人造和合成技术。在这种场景之下,我们将再度考虑合成生物学与生态的多重伦理关系。

    如果说《永生的城市》是提供了一个“无自然的生态”的微缩视角,那么同样注重生成过程的梁绍基在“时间与永恒”系列(1993-2018)中将蚕丝视作为蚕的生产结果和生存痕迹,带有更加现实的比喻。蚕在带刺的铁丝上吐丝,形成有着幽灵般质感的三角锥体,艺术家再将这个结构带到全世界各处体现人类文明高峰的建筑前,这些画面毫不含糊地诘问:与蚕同为生命体的我们,抛离文明语境之后是否仍有不同?在反思人类至上主义的背景下,我们是否与其他生命体达成一种新的,有机的相处——抑或这种反思单纯是一种属于人类特有的道德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