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化童

  • 杨圆圆

    1966年的日本之旅让罗兰·巴尔特“实现”了曾经的愿望:“认识一门外国(奇怪的)语言,却不理解它:观察它与母语之间的不同,却无法破除差异”。不过,对陌生的体验也许无需借用“符号帝国”。就连本国语言,一旦远渡重洋,也会嬗变为面目模糊的另一种符号。

    正如杨圆圆个展的题目“上海楼”(Shanghai Low)实际与上海无关。它不在上海,而在旧金山唐人街;它是盛极一时的华人餐馆,供应的却不是上海本帮菜,而是粤菜。甚至就连它对应的“Shanghai Low”,也既非汉语拼音,又非英语意译,显得尤为古怪。如此名不副实的命名,让“上海”一词就像是某种独特的“对外汉语”——在国外,脱离汉语文化语境之后,所指已然消亡,空余一个模糊的能指。

    尽管如此,对于当地华人而言,“上海楼”仍然能向他们“走私”某种文化意义上的符号性乡愁,以及主体构建意义上的想象性认同。正如影像作品《上海来的女士》(本文提及的作品均创作于2019年)中交代的那样,早年当模特的吴锡锡(Ceecee Wu)被美国人要求身穿旗袍,而她晚年挑选第三任丈夫时则明确要求对方必须是上海人。这两种强求并无本质差异:旗袍是美国人所认同的华人的他者身份,上海是吴锡锡所认同的自己的主体身份。两次不愿退让的坚持,无非是为了宣示谁才掌握着身份符号的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