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处铺撒的糖 ［纽约］

2008.08.22

很多令人吃惊的实习生们，出现在了上周六在 Terence Koh的Asia Song Society中举行的 “秘密开幕酒会”上，他们组成了人群的主体，这座简洁的艺术空间位于中国城。其中， 有一些 Interview和 V 杂志的实习生，还有负责陪同 Matthew Barney 和小野洋子的，而陪着 Ryan McGinley则是一群人，另外，小汉斯也过来了（也许他的实习生另有打算？）

“天呢，这些人都是大学生。他们让我觉得自己好像40岁一样。”一个20来岁的青年噘嘴抱怨道，他闷闷不乐地看着那些年轻人喝着 Nicholas Feuillatte香槟（“一定要多拍一些他们喝酒的照片，” 附近的 Tokion杂志的一个狗仔队的人说道）。

上百名艺术家参加的这场展览，名为“我想在碗里放点糖”，是由 Koh, 联合 Anat Ebgi，Kunst-Werke的 Jenny Schlenzka， MoMA的 Eliza Ryan以及画廊的 Elizabeth Lovero共同策划的。策展的缘起是，就如 Koh直接说的那样，“选的都是我们想贬的人。”也许和其它的任何一场想引人瞩目的展览一样，独断霸道，不过至少我面对的不是通常所谓的装模作样的好品位。

话说回来，品位还不算太差。也许在邪乎的表面下，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一些人似乎这样想。“我不在其中，但我觉得他们的标准很好。” Jeffrey Deitch很高兴地看着那些陶器。 Deitch的总监 Kathy Grayson看上去似乎很同意：“说的很对。”如果不是完全原创的话，切尔西的忠实簇拥者们也许会回忆起去年六月的艺术家Nayland Blake在 Monya Rowe策划的展览“我们要贬的那些人”。还有什么展览，能将艺术嫡亲 Vito Schnabel和 Marina Abramovic, 俱乐部的宣传者 MisShapes和辛迪·舍曼结合在一起呢？

空虚恐惧 （Horror vacui）似乎是装置艺术展览的哲学，作品从墙，再到地板和天花板，铺天盖地（甚至扩张到地下室和外面的路上）。即使到处都是艺术作品，但依然有些惊喜的可圈点之处。永远的夜生活参与者 Sophia Lamar通过用过的卸妆垫，弄出一幅淤青色的拼贴画，她说：“我不是艺术家。我只是每天晚上用它擦脸，我觉得它们很好看。” P.S. 1的 Tim Goossens向 Saint Agnes进行了可怕的致敬－－毛皮覆盖的俄罗斯娃娃和熊骨头。一个朋友琢磨着，角落里一双小巧的高跟鞋和一件订着的 Patrik Ervell牌毛线衣是不是 Yvonne Force-Villareal和 Doreen Remen的作品，但结果是呢，Ervell就是 Ervell提供的，艺术生产基金的女士们在展览特别的画册的年度风格抓拍中被展现出来。在整个活动中，还是有 Beuysian民主作派在里面的。谁还有必要要先成为一名“艺术家”然后再去做“艺术”呢？

几小时后，是一个“超级秘密”的派对，在同样的空间，几乎都是一样的人。不过，这一次，保镖们通过包着 Y-3 皮革行李带的特别邀请，从平民堆里区别出那些他们要找的人，同时，从安全角度考虑，一些特别的作品也从墙上拿下来。不过，警告提示并没有阻止破坏者撞翻Star von Bunny在画廊中心的危险的象牙皂雕塑的举动。Hercules和 Love Affair的成员聚在地下层，跳了一场疯狂喧闹的舞蹈，而 Koh和合伙人，此时早已经不见踪影。

“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的，”门外一个蹲着的无所事事的人说：“Terence开场派对，然后和他的朋友就扔掉它不管了，他们上楼另辟空间，寻欢作乐。”要是一个超级秘密的派队，没有一个能够保守超级秘密的人，这个派对又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 文/ David Velasco

玩独立的Pace ［北京］

2008.08.11

“Pace北京” 两千多平米的空间在798艺术厂区开幕的当天上午，各路人马开始为穿什么而感到惶惶不安了。“你穿高跟鞋还是拖鞋去？”北京的画廊果们在MSN上彼此询问着。 一个高古轩的人发来短信问：“北京画廊夏天开幕的话，穿短袖去合适么？” ；“我们能不能带我们的两岁孩子去？”《纽约太阳报》来北京报道奥运的记者问道。这些难题似乎有些可笑，但这些问题似乎契合了奥运开幕前心跳的时刻：我们是不是把这场活动当成了发生在纽约的一场类似的隆重活动呢？还是说，我们是否还是处于边缘地带，一切规则都可应人而变？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把北京太当回事了呢，即使知道现在这个城市把自己弄得也很隆重。

我决定不让自己在这方面被弄得团团转，采取了一个妥协折中的方法，带上我那穿着Manolo高根鞋的朋友坐上了出租车（要是画廊在单号那天开幕的话，我们就能自己开车过去了）。 798——做为奥林匹克年六个官方旅游景点之一，大修之后呈现出一派华丽的新气象，保安戴着崭新的印着北京2008的棒球帽，为一群群的参观者们指引着道路，花儿摆放在路口，摄像头监控着门口。要是有一天就像 Marc Glimcher在《纽约时报》说的那样，“798现在比切尔西的来客还多”的话，那么今天正好印证了他的这番话。 我先是参观了一些之前错过的展览，由于交通限行，这些展览此前我都没有去过：有林天苗在长征的展，在那儿，一脸迷惑的村上隆排在我们身后等着进入一间布满绸缎的房间里；又去了王度在唐人的展，当时，以演警察和黑社会老大著称的演员孙红雷，正拿着画廊提供的刀，去切艺术家的33尺高的图片烤串儿；而常青的群展上， 参观者们则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碰到孙原和彭宇的带轱辘的垃圾车，车在画廊里随心所欲地开着。我们礼貌地聊完天，直接向被奔向了Pace的空间，我的朋友可是得谢谢这用石头铺好的新路。

对于这场以“东—西”为理念的展览，该怎么说呢？中国艺术家的作品遭遇到了给过他们启发的欧美艺术家作品，一些人曾经设想过这样的碰撞交融，但是在此之前，还无人有资金去实现它。在弯曲的“包豪斯”式的半拱形下的临时白墙上，王广义遭遇到的是沃霍，刘炜碰到的是巴斯奎特, 张晓刚碰上的是昆斯。在村上隆价值上百万美元的Skeleton的画作几尺外，两位中国艺术家吵吵起来。似乎没人认出他们来，当Pace的一个工作人员让其中的一个离开时，典型的过度爱国谣言开始嗡嗡起来，开始谈论着殖民者们是要来赚钱来着。“遭遇”，正如展览的题目那样，总是令人吃惊的。

太阳在创意广场慢慢落下，我们觉得是吃饭时间了。我们和一些美国画廊家穿过靠着尤伦斯中心正门超级大干杯餐厅（原江湖餐厅），一行人来到了咖啡馆。老牌画廊家Jack Tilton、Chip Tom 和 Jeff Poe坐下来喝着科罗纳，对于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的艺术大牌，语调中混杂着妒嫉和高傲。

在咖啡和餐馆中间的路上，恰好与某些人不期而遇。我跟尤伦斯的馆长杰罗姆·桑斯 (Jérôme Sans) 打了招呼，他在街中央和盖伊·尤伦斯本人开聊呢。村上隆和画廊家Tim Blum(他看起来不愿意让他的艺术家离开他视线半步)是另一伙。东京SCAI the Bathhouse（俗称“澡堂画廊”）的创始人Masami Shiraishi, 走过来和桑斯打招呼，不过他没认出尤伦斯，嘀咕着说：“村上隆，我给他做过首展呢。”边说边问这个比利时人是谁。做为回应，尤伦斯男爵迅速地指向他左边的美术馆说：“看见了没，我的地儿！”我很快返回去，和美国人坐到了一起，他们谈论着没落的帝国，以及奥运周不可思议地合理的飞机票价。

我们结了账进了餐厅，尽管纽约的总部一再邀请确认，但是桌边的位置，依然留给了Pace的人、拍卖场上春风得意的画家和心急的收藏家，他们围转着Pace北京的总监冷林，此外就没有给别人留出多余的座位了。我们得按照当地规矩办事，冷的助手、当天晚上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还有席位，但来不急写名字了，可是对于我来说，没有名字就不应该入座。当所有人开始落座时，我离开了，想起了2003年德梅隆来到国家体育馆参加破土动工仪式时，被工地的一位女保安拦在了外面——这可是过去五年里，关于中国的一个恰当的小寓言，而现在，这样的事似乎在不起眼的“闯入者”身上，还起着作用，比如一场画廊晚宴。我们走出了798， 回到了主路上，想起2002年，这里的首家画廊开幕时、新航站楼、 鸟巢、cctv新大楼，当时不过还是幻想中的蓝图呢，而现在呢？还好，此时此刻北京还能打着出租车呢。

— 文/ Philip Tinari

随意的活动 ［纽约］

2008.08.05

7月，画廊都觉得他们可以打破沉默的契约，在周六开张，一起扎堆举行集体秀，就好像无人看一样，因为此时人们都去了别处，而不是在曼哈顿。没人想费劲去举行一场好展，周六在27街的 NADA County Affair以及在 White Columns的诗歌俱乐部活动正是如此。

画廊联合举行的首次活动中，我希望能发现可以售卖的艺术，而不是在街头举行的具有商业形式的“市集”，什么折扣优惠呀，义卖啊，奖券销售啊，礼品大赠送啊，我希望最好不是这样。价格最高的要算是迷你艺术博物馆的一些关于奥巴马的小画，售价是60美元。艺术家 Scott Hug利用这个机会甩卖出一些过期的 K48杂志以及其它的一些好玩的东西，其中包括以90年代初期的卡通系列为基础创作的Batman 动作人物，这些在ebay上而不是切尔西其实能买到更多。画商 John Connelly,也和 Hug 一样，将自己的所存物品清仓，摆成一个三手的服装市场，卖T恤，运动鞋和贴身衣服。

不过，市集所提供的大部分东西要么是可以吃掉的—比如雕塑家 Martha Friedman的美洲南瓜杯形蛋糕，要么就是很临时的玩艺。艺术家 Joshua Smith和策展人 Jennifer Teets，受到Peanuts的Lucy的启发，靠为大伙出点子挣钱，每条25分钱。在 Klaus von Nichtssagend的展区内，Liz Luisada以自行绘画进行实验表演，现场为被蒙蔽的物体进行描述，给名人画像，但是却不暴露人的身份，直到素描完成后才揭开谜底。当时，Tyler Coburn盯住的是 Grace Jones。

我看见了两个 Vos 女人的表演，她们画着美国国旗的妆。（“这些难道不是违法的么”？一些人小声嘀咕。）市集最后以公布中奖者的名单而收场，中奖人领走了一些战利品，包括香蕉共和国的周末包和 Mary Ping 的设计师太阳镜。6点钟，参加者们收起了他们的自动记分器，颜料，饼干以及冰淇淋，随后就撤了。

在 County Affair,艺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有趣的，但是晚些时候在 White Columns 的活动就有些高雅了。 Backström的诗歌俱乐部对于她所组织的展览来说是个终结曲，我也不会向那些喜欢站着的人推荐它的。演讲的群展围绕着群展，一个接一个，包括新闻发布会，一篇评论，Backström 关于展览本身的理论性对话的抄本，一些付梓的材料争先恐后地引起人们的注意。诗歌俱乐部展现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你只需靠墙而立，文字材料就会一个一个地传到你的手上。

节目以 Malcolm Mooney开场，他是早期 Krautrock 风格乐队 Can的主唱。 Mooney伴随着爵士的伴奏，朗读着毫无激情的政治诗句。作家 Ariana Reines 朗读了 Chris Kraus 对于80年代初在纽约做脱衣舞女经历的半怀旧色彩的回忆文字，之后，有段休息时间，那些12点半后到的人就可以加入到开放的酒吧中来。接下来三人出场时候，气氛就黯淡起来。人群喧闹起来，麦克风出了故障，免费的酒精也起了作用。但是瑞典艺术家 Karl Holmqvist以他的半唱半朗诵的表演救了场，流行的歌词穿过双关语，异义同音字，单音节的语句，传递开来。

快到3点时，二十名左右的中间分子们依然还在画廊里。 White Columns的总监 Matthew Higgs朗读了 Sean Landers 1993年的忏悔文。行文在半爱半怀疑中激情流淌，后半部分，表现了艺术家对一个喜欢他的艺术且身体上与他相像的女人的迷恋。Higgs 说 Landers 不能出来朗诵是因为他在 Montauk. 十五年前，在无人欣赏的焦虑和不确定中，Landers 写下了这些文字，如今，这些句子伴随着一些人度过了周末，这番经历，也许给了现场的年轻艺术家——至少给了那些冲着 Hamptons去的一些人一些希望。

— 文/ Brian Droitcour

意大利时光

2008.07.28

今年宣言展的题目是“100天的100里”，听起来比策展指令更具有警示性。这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展，包括了很多活动，有400名艺术家参加，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马拉松。同时，这也是巡回双年展首次在好几个城市进行，分别包括意大利的 Rovereto, Trento, Bolzano-Bozen。也许策展人 Hedwig Fijen希望弥补2006年展览被取消的遗憾，当时被取消是因为策展人和本地组织者在政治上的不一致。 Alpine地区的 Trentino-Alto Adige看起来风景如画，当然，空气中也有些许政治气味，属于少数民族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张。这个分裂的省份，也是被说成是South Tyro，曾经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直到1919年被意大利吞并，这儿几乎有一半人口说德语，尽管在二战前墨索里尼在希特勒的帮助下曾经实行再安置和“意大利化”的计划。

上周三晚上从罗马坐上火车后，我来到了 Trento，径直去了艺术圈的聚点绿塔餐厅，在那里，我和洛杉矶的艺术小组 My Barbarian一块吃了饭，他们来到这里，在 Trento的Civica画廊进行了表演。他们讲述了如何尝试与本地的志愿者们组织工作坊的事情，该工作坊围绕的主题是左翼极端主义分子红色旅，不过这项申请并没有被顺利通过。Alexandro Segade说，当他们尝试着在工作坊谈论地区政治时，却得到了非常激烈的不同反应，他们对此感到很吃惊。当天早些时候揭幕的是一座铜制的家庭纪念碑，描述了典型的 Trento家庭，这个家庭在2007年 Gillian Wearing的大赛中被选出，有很多戴白面罩的抗议者们认为应该展现出被竞赛所忽视的那些“看不见的家庭”才是。 Barbarian的Jade Gordon认为，这幅作品中，妻子跪在丈夫身边，是很明显的性别主义者的姿态。

因为我来自以喧嚣著称的意大利南部，所以希望在北方能看见不一样的东西。第二天我最终到达 Rovereto，当时差点错过火车，还好宣言展的员工 Roberto Lunelli及时帮了我，这位宣传代表解释说：“来的人数是我们预想的两倍。” Manifattura Tabacchi 弯曲的院子，是曾经的烟草厂，也是 Adam Budak策划的展览“Principle Hope”的三个场地之一，在那里，电视台的人在巨大的黑气球下采访 Adam Budak，黑气球也是户外装置展的一部分。入口处通向Ragnar Kjartansson 的Schumann Machine, 在那里，冰岛的艺术家身穿礼服，演唱着音乐人 Dichterliebe的歌曲。

一层是意大利的艺术小组 Alterazioni Video的 Copy-Right No Copy-Right项目，长长的队伍通向一个电脑工作站，在那里，参加者们对自己选择的音乐和电影进行复制，这也是对知识产权法的一种抗议。在迷宫一样的楼上，我碰巧看到了 Libia Castro和Olafur Olafsson的录象歌剧 The Caregivers，讲的是东欧的女工在意大利的生活，生动地描绘了欧洲令人焦虑的移民境况。

独自游荡在 Rovereto周遭，不禁感到害怕，我考虑是不是要跳上 Christian Philipp Müller的超现实主义花车，似乎是无人驾驶的花车经过火车站附近，当时我正前往前可可工厂 ex-Peterlini。这里的焦点之作是 Knut Asdam的 Oblique,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录象，在作品中，旅行者坐在火车上，穿过安静的都市之景。去了 MART附近的必须看的展览“Eurasia” 和“Contemporary Germany,”那里有德国 Tim Eitel, David Schnell和 Matthias Weischer的画作，我觉得很疲劳，于是搭上两个人的车，回到 Trento（他们是希腊的策展人 Daphne Vitali 和其父 Carlo）。

在拥挤的 Palazzo delle Poste不得不小停后，我斗胆参观了另外一个错综复杂的展览“The Soul ”,这里最突出的是美国艺术家 Beth Campbell的作品 Following Room: 一些布置统一的小卧室，被玻璃隔间分开。五个模拟“博物馆”，比如“欧洲正常化博物馆”，在集体身份这一主题探讨上，乏善可陈。在欧洲休假的303画廊的 Mari Spirito停留在楼梯间，感叹道：“我觉得，对于展览中可允许播放的录象百分比，应该有法律限制才是。”

四处溜达时，最能发现出欧洲一体化所带来的问题。周五，坐上宣言展的巴士去巴尔扎诺时，意大利司机固执地坚持要按照与官方指南相反的旅行指南行走，结果局面陷入了喜剧性的荒唐之中，他在交叉路口拦住一辆公共汽车，向工人问路。我们都觉得，这是两种本地文化最糟糕的特点所在：这就是Teutonic的固执和意大利人的无组织性。

位于巴尔扎诺郊区的前 Alumix, 展出的是“The Rest of Now,”这场活泼的展览是由 Raqs Media Collective 小组策划，意在向过去的美丽与艺术品致敬。 Zilvinas Kempinas 的 Skylight Tower ，用中间天窗垂下来的发光的磁带，将投射进来的光具体化，Jorge Otero-Pailos的 The Ethics of Dust 将墙上的污染变成了乳胶塑成的外表，做为一件古迹，它保留了时间的痕迹。

然后，我们到达如鬼魅般的 Fortezza/Franzensfeste，意奥边境上的 Habsburg 防卫堡垒，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签订协议的地方，我就好像一个僵尸一样从一个房间游走到另一个房间，并无心情欣赏空房间里发出的三种语言的声音文本。在那一刻，这个不详的隔绝的堡垒，做为具体的标记，似乎最有力地体现了政治边界与民族身份的随机性。

— 文/ Cathryn Drake

上海森林 ［上海］

2008.07.22

近些年，国外画廊在中国的开幕，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自己独特社交语汇的复杂庆典。 谁曾忘记2005年常青画廊北京的开幕？不仅为北京留下了意大利熏火腿，还有 pecorino奶酪和陈箴的装置；再比如法思高画廊 （Galerie Faurschou ）去年十一月为尚健在却缺席的劳森伯格（北京分支的开幕展出了他的作品）举行的晚宴？ 那场晚宴是在一个租赁的帐篷里举行，大家享受到了首都北京唯一的米其林认证的师傅的手艺。而Pace 北京则原定计划于08年8月8日于登陆中国，而这正与另外一场更大的盛会－－奥运开幕式同步登场。

这正是詹姆斯·科恩画廊（James Cohan Gallery）美丽的花园与上海联姻的深厚背景。这里位于绿树成茵的法租界小巷深处，门上依稀可见几十年前动荡时期的革命标语，约200多人会聚于此，庆祝科恩画廊上海分支开幕，当天同时进行的还是一场名为“发掘淤自然”的群展。上海和纽约，两座城市比以往走得更加紧密了，人群中只有几个切尔西常客： 科恩总监Arthur Solway（完全定居上海） ，录象收藏家 Pam Kramlich （一半时间在上海），Performa 策展人 Defne Ayas（或长或短都在上海 ，也为纽约大学教课），Wallpaper作者 Andrew Yang（来上海参加“100%设计”展 ）， New York Social Diary的撰稿人 Jeanne Lawrence（“不定期”在上海）。当然还有飞过来的中国人—卢杰、艺术家周铁海、小说家棉棉－－一些很久前就填平了中西鸿沟的人。有那么一会儿，人们反复说着一些赞美之言， Jay Jopling和白立方的策展人以及本土顾问 Colin Chinnery也出现了，由此引起了人们的猜想，他们有可能就是下一个。

摇曳的灯光中，人们不时碰到彼此，花园派对结束后，大家去了M on the Bund餐厅，经理看上去和说起话来就像杜鲁门·卡波特 （Truman Capote） 一样。 Cohan的在上海住了很久的大学好友，板着面孔以流利的普通话开始致辞，向已有的梦想和已实现的梦想含糊致敬。而娘家人的桌上明显缺席的是上海艺术家徐震，他二月份曾在纽约的科恩画廊举行了个展（因为害怕飞行，他没参加那一场开幕）。四张桌子三张上了菜，服务中不时被溜到酒吧的吸烟者所打断。

甜品之后，Solway坐在了我的桌边，充满诗意地谈起了他决意来东方的想法。自1979年开始，他就一直住在纽约，当时，他被他的父亲——一位克里夫兰艺术商人带到了那里，彼时他们去了很多的展览，还看了看第十街的“Teeny” Duchamp，甚至看到了Hair的现场表演。“和我初次来到上海的感觉并非不一样,”回想这十年的早些时候，他这样说到。谁曾料到，Age of Aquarius 的回音，如今会在这里产生共鸣呢？

— 文/ Philip Tinari

斯通的圈子 ［加州卡利斯托加］

2008.07.17

周末的天气预报称，由于北加州的森林大火，这里将是大雾天气，但周日开车去 Napa 山谷的水城 卡利斯托加Calistoga 时，空气却格外清新。我们的车停在了 Stonescape 的门口，这里是收藏家诺曼和诺拉·斯通 （Norman and Norah Stone）夫妇周末休闲的葡萄园，也是他们的艺术大院。我们的到来由于客人名单的不一致而出了点乱子，一个过分热情的保安，令我们停车时出了差错，好在我们登上了短程车后，友好的司机及时调整了短暂而弯曲的路线，来到了我们拜访的住宅。“别往下看！”他滑稽地警告我们——其实人行道上几乎也没有什么车。随后他把我们放在了这片美好的田园之地：山边是成排的葡萄藤，一家装修了的农舍，左边是拱形的入口，被称为“艺术洞穴”。

衣着鲜亮、带着一个大金项链的诺拉·斯通站在非正式的车站，热情地欢迎我们，随后和 Thea Westreich艺术咨询代表 Suzanne Modica带我们参观洞穴，斯通说：“你们真应该看看 Turrell的作品。”她指着一个无限大的水池，那里看上去就好像漂浮着一个巨大的白色水立方一样。

Modica带我们穿过玻璃门，进入了洞穴的拱形房间内，在那里，我们看到了 Monica Bonvicini的雕塑 Caged tool #1，它被 Rirkrit Tiravanija的 Magazine Station n. 2 包围起来。虽然都是单个的作品，但是Modica说，这些作品最初是在巴塞尔一起展出的，所以它们是有关联的。当她带我们进入5750英尺的空间时，我们方才发现，这里着实体现了建筑业精英的设计。 由Bade Stageberg Cox设计、地下建筑专家根据草图兴建的的洞穴，充分体现了斯通的愿望，他希望这座地下的酒窖做为一个四面都是白墙的画廊，没有什么突出的角度，天花板能人工地将光和声音融合在一起。 Modica 说：“诺曼非常在乎它的回音问题”。实际上，我们几乎很难听到附近另外一小组的人说话。

然后是一组 Mike Kelley的雕塑和图片，以及 John Baldessari的 A Painting That Is Its Own Documentation, 这是一件早期的文本作品，每次展出，都会有新的元素出现。随后我们经过 Serras和Judds的作品，以及 Keith Tyson的一件近作。外面是个酒吧，服务生给我倒上一瓶 Stones自产的 AZS Cabernet赤露珠，真的是非常新鲜好喝。（诺曼后来说那年只生产了56箱。）在我们游览改建过来的1887年老式农舍时，众多的穿黑衣的服务生不停给我们献上一杯杯开胃酒。）这件农舍在规模上适度，而一些显著的斯堪地那维亚家具令其显得尊贵起来。 我们看到Campana兄弟的椅子，填满了Cady Noland设计的作品的客房，以及洗手间 Sherrie Levine的一幅《模仿伊文思》（“Walker Evans” ）。

洛杉矶现当代艺术博物馆的策展人 Leslie Jones说，他们目前正在组织一场即将到来的 Baldessari回顾展，这时，有人告诉我们晚餐准备好了，是非常丰盛的夹饼套餐，（牛肉、火鸡、虾、黑豆）还有一些夏季沙拉。吃饭时，诺曼和诺拉手持麦克，告诉客人们，建造这个洞穴所经历的甘苦，如风暴、可能面临的倒塌、勇敢的工人们等等，提醒我们不要错过 Turrell。 “水温 90度，”诺曼说。

美餐过后，我缓缓来到了小型更衣室，里面都是年长的收藏家们，大家都在脱衣服。(其中一个面无表情地说：“我觉得他们把我们放到这么尴尬的处境里，肯定很开心。”)我穿上了一件纸泳装，轻便舒适，有点蜡色，随后，跳进温水中。里面好像一个巨大的、有着灯光秀的杂色桑拿场。我看见了诺曼·斯通，洛杉矶 MoCA馆长 Jeremy Strick，摄影师 Marion Brenner，艺术家 Jimmy Raskin 和Deborah Cox，以及其他的一些几乎脱光着的、我都对不上号的人。进入水下世界，这里竟然成为了一个民主的社交空间，我们泼水，说话，或者安静地向上望着，在眼睛发痒的光圈和温暖的 Napa山谷之夜中忘记了一切。

— 文/ Glen Helf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