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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的艺术萌芽[布鲁塞尔]

上周,世界上的银行家们可是被动荡的金融市场弄得焦头烂额,而艺术界的人,至少在欧洲的这些人,却带着一种紧张的兴奋感。“每个人都非常兴奋。” Almine Rech 和高古轩交头接耳道, 上周日晚上,在她的位于布鲁塞尔的19世纪住宅里,有140名客人参加了晚宴。晚宴是为Anselm Reyle在比利时首都的展览“White Earth”举行的。 而Barbara Gladstone 第二天晚上,也要为在那里开辟的新领地而欢庆。

左图: 画廊家Barbara Gladstone. 右图: 画廊家Almine Rech和高古轩.

“艺术将人们带到了一起。”高古轩说,他的画廊开到了纽约,罗马,伦敦,洛杉矶和莫斯科,俨然已经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了。我们看了看周遭的来自巴黎和柏林的中产阶级们,他们会集于大厅,站在Damien Hirst,Ellsworth Kelly, Reyle, Rech丈夫的祖父毕加索这些人的作品前。

Rech的丈夫Bernard Ruiz-Picasso,招待着他们来自根特的、身着名贵服饰的收藏家朋友,如Bernard Soens 和Mimi Dussolier, 此时,Gladstone则在另一个角落里和纽约收藏家Jane Holzer以及策展人Francesco Bonami在一起。仅仅一年前,Reyle需要的是五个助手,很寒酸的,而现在呢,他和五十个助手一起工作,为自己设计的碎石装置那巨大而闪亮的拼贴艺术而狂喜,这件作品被吊上了一个老停车场的屋顶,那里是几间在构成上很有艺术性的屋子。Rech说,这场展览,可以令她合法地出现在布鲁塞尔了。

左图: ICA 伦敦总监Mark Sladen和Massimo de Carlo的Ludovica Barbieri. 右图: 策展人 Francesco Bonami.

因为画廊的原因,更多的艺术家来到这里,苏黎世美术馆馆长Beatrix Ruf和年轻的美国艺术家Jordan Wolfson在吸烟。“没错,”来自根特的比利时艺术家 Kris Martin是当天晚上在餐桌上和我一起就餐的人,另外还有Flemish建筑师Xavier Donck和哥本哈根的艺术经纪人Claus Andersen. 布鲁塞尔很显然提供了比柏林更大的场地和更便宜的资金。做为欧盟总部所在地,它也令画廊家们在这里停留变得更容易了。

左图: 画廊家Aurel Scheibler 和Maureen Paley 以及艺术家Gary Hume. 右图: 艺术家Anselm Reyle.

这也是Gladstone决定在这里租下美丽的房子的原因之一,在那儿,Bonami组织了一个展览“No Information Available,”是对 Kynaston McShine1970年在MoMA举行的关于观念艺术的展览的一个戏谑,其中参加的艺术家有 Rosemarie Trockel, Isa Genzken, Franz West, Mitzi Pederson, Bojan Sarcevic和Wolfson.

Gladstone说:“这些都是实验性的,我们也不知道将会怎样。”她这么说,可能是对那些证券市场的紧张兮兮的人们的回应,尽管在布鲁塞尔,似乎没人很在意这个。“那些全都买了艺术品的人们,也许真应该好好看看它。今天,一位年轻的艺术家将可以因此脱颖而出。”沃霍尔基金的主席 Joel Wachs赞赏着 Genzken 1991年的画作。

左图: 艺术家Michael Craig-Martin. 右图: 艺术家Roberto Cuoghi.

“真让人吃惊,这些艺术家今晚都来了,”Gladstone在她的枝形吊灯和大理石装饰的Palais d'Egmont中,举行了170人的晚宴,这里距离画廊后面的Parc d'Egmont,也就一步之遥。她所说的,不仅仅是展览中的那些艺术家,也包括这些年里,尊敬她的那些人,比如艺术家Thomas Hirschhorn, Cameron Jamie, Pierre Bismuth, Damián Ortega和Andro Wekua(他和那位与他相当般配的摄影师女友Ketuta Alexi-Meskhishvili一道过来)。其他桌边,坐着Dussolier, 她佩带着头天晚上戴过的非常精美的Dries van Noten项链首饰,此外,还有顾问Allan Schwartzman, SMAK总监Laurent Busine,德枯宁基金总监 Amy Schichtel.

左图: 策展人Alexandre Melo 和艺术家Cildo Meireles. 右图: Art: Concept的Olivier Antoine.

剩下的我们感觉自己就好像电影里的群众演员一样,尤其是走在强弧形灯照明的院子里,几个世纪以前,这里可是行刑之地,穿过这里,我们来到了Bar Rouge的afterparty.

在伦敦,afterparties是每个晚上等待 Frieze博览会开幕的主要消遣;聊天派对就是一些人坐在酒吧里,吃吃饭,或者疯狂喝酒跳舞。

周一早晨,是Michael Landy在Thomas Dane的开幕,那里的墙上,是艺术家的54名朋友的铅笔画肖像。很多人,比如画廊家Maureen Paley,艺术家Gary Hume 和Rebecca Warren, Landy从前的老师,Michael Craig-Martin甚至都过来看展。艺术家 Glenn Ligon手里拿着Landy的新书Everything Must Go,一页页翻看着,此外还有设计师Duro Olowu(工作室博物馆总监 Thelma Golden的另一半)以及纽约夜生活女王、歌手Nell Campbell。

左图: 艺术顾问Allan Schwartzman和Gladstone 总监Max Falkenstein. 右图: 评论家Jerry Saltz 和画廊家Stephen Friedman.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来到泰德当代,去最先目睹一下Dominique Gonzalez-Foerster的巨作,这是对Alexander Calder 和Louise Bourgeois在Turbine大厅雕塑的再创作。楼上,看起来有成千上万个东西,这里是Cildo Meireles的回顾展,可要小心穿过,其中包括一个显著的装置,里面设置了各种障碍,硬的软的(栅栏,窗帘,屏幕)都有,地上绿色的玻璃瓦被用来踩踏的。Thomas 另一边,ICA将更为年轻的更多的意大利人吸引到了Roberto Cuoghi的伦敦的首展上,“Suillakku,”这个声音装置将他的想法转移到了自己演奏的Assyrian音乐中。扬声器安在画廊周围,墙上是灰色的长方形泡沫,看起来要简单很多。

左图: Gladstone总监Rosalie Benitez 和艺术家Thomas Hirschhorn. 右图: 苏黎世美术馆总监Beatrix Ruf和艺术家Jordan Wolfson.

Massimo De Carlo为 Cuoghi在Mayfair的 Automat举行了宴会,随后,我跟一阵风一样,遛到了Great Eastern酒吧,试图参加 Elmgreen & Dragset为在Victoria Miro举行的更疯狂的 afterparty的翻版afterparty,但艺术界总是这样,各自为营,去了这个就赶不上那个了,我跑到那里,结果还是太晚了。

第二天,我决定不管参加什么,都要最先出现在那里。我从Frieze过于拥挤的开幕派对上早早撤出,去看Catherine Opie在 Stephen Friedman的最新图片,以及 Julian Opie在 Lisson新画的LED灯人物。接着,就去Soho参加Jay Jopling的活动,似乎这里的每个看起来非常新的人都要登场亮相,在大家面前弄出些什么来,我将这个星期称为派对周,尽管此时博览会还没有开始呢。

左图: 收藏家Anton,Anik Herbert 和沃霍尔基金主席Joel Wachs. 右图: 艺术家Kris Martin.

活动是在 Soho的Groucho俱乐部对面的一个地方举行,那里目前正在改变成为非常昂贵的公寓。只是为了活动,才将这里租了场地使用,这让我想起了80年代翠贝卡的俱乐部Area, 那里依靠的是改善环境和现场表演而增加趣味性。这里,半建好的墙面很优雅地进行了装饰,露出的是电线,胶合板,新的岩画,黄色灯泡,壁炉桌。

在很多方面,它都令人想起类似布鲁塞尔Egmont这样的宫殿,只是装修更具波西米亚特色。楼下的酒吧里,餐桌上摆放着一排烛台。楼上,舞曲开到最大声,派对常客 Stella McCartney,艺术家Sam Taylor-Wood和Jim Lambie,画廊家Paul Kasmin,以及来自巴斯克郡的策展人Arakis都穿梭在室内,结交新朋友,我听见一个人跟两个女人说“对,我是结婚了,不过我也是单身。”

一些房间里是古怪的老式天鹅绒扶手椅和昂贵的亚麻做成的床。 Beyeler基金会总监Samuel Keller从床单中间坐起来,和一二三,共四个女人一块。“我和四个女同性恋同床,这里每个人都妒忌地看着我,到底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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