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威尼斯长征 [威尼斯]

星期三我走进军械库的土耳其画廊区,迎面看见一个液晶屏幕,上面用明亮的橘红色显示着“抱怨”(COMPLAIN)一词,你可以想像当时我有多兴奋。但接下来我看到了作品(创作者:Hüseyin Alptekin)剩下的部分:这是一组大型装置,由很多宜家样品间一样的小房子构成,灵感来源于西亚一种特殊的餐馆格局,作品上方还悬挂着另外一个屏幕,上面显示的词是“不要”(DON’T)。

实际上,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虽然星期二下午刚下飞机就发现行李不见了,去失物招领处登记时看到维克斯纳艺术中心总监Sherri Geldin也在那儿填表,但几个小时(再加上三百美元的“水上的士”费)后,我成功地找回了行李箱,在华灯初上时赶上了我的第一场威尼斯派对。和艺术界无数其他社交场合一样,晚会上到处是世故迷人的男女,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数夜风流的老情人都在此刻重逢。大家知道,接下来的七天是艺术当家,客人得大口喝酒,夜晚会越来越长,储备不够绝对不行。

当然,背景变了,情况也有所不同。例如,虽然Rachel Lehmann和David Maupin经常为他们的艺术家举办派对,但在圣马可广场对面的威尼斯湖上用米索尼(Missoni)家族的游艇做派对场地的情况并不多见。而派对的座上宾——这次是Tracey Emin——也很少躲在一边蒙头大睡,让光鲜亮丽的客人们吃喝自便,其中包括摄影师Mario Testino和Juergen Teller,画商Sadie Coles和Angela Westwater,艺术家Guillermo Kuitca和Hernan Bas,策展人Neville Wakefield和不少漂亮的米索尼家族成员。

热裤,厚底鞋,黑色低胸吊带,Emin终于出现在甲板上,她宣布道:“这是我的派对,我觉得还是该说一句。”实际上,在所有双年展艺术家里,为Emin举办的午餐会,鸡尾酒会,晚餐会好像最多,连长袖善舞的Francesco Vezzoli都不如她风头强健。Francesco Vezzoli(和Giuseppe Penone一起)在双年展上代表意大利做首次亮相不知道已经多少年了。今年他的新作《Democrazy》把莎朗·斯通带到威尼斯,这样性感女神就可以跟定于周六晚上登台献艺的艾顿·约翰作伴了。

在周三意大利馆的正式开幕式上,我既没有看见约翰,也没有看见斯通。餐会开始前,索斯比的Tobias Meyer,策展人Francesco Bonami,纽约新美术馆(New Museum)总监Lisa Phillips和她的董事会成员Stephanie French聚在一块儿。 Vezzoli是他那桌唯一的男士,同桌的Geldin穿了一件Prada的黑色紧身外套——结果被安排坐在了Miuccia Prada本人旁边。这一巧合本来会让我饶有兴味地看上好一阵,但Vezzoli右手边的Jeanne Moreau实在太迷人,七十九岁高龄的她魅力仍然不减当年。Vezzoli不断被策展人Ida Gianelli或者其他政府官员叫走。“我已经从杰瑞·泽普金(Jerry Zipkin)变成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了,”他说,因为双年展前他在几本主要欧洲杂志上的作品引起了官方紧张,所以他本人也就从无害的派对动物变成了个不祥人物。

至于Penone,他把一间画廊的四壁都包上皱皱巴巴的动物皮,在地板上覆盖起伏不平的大理石。在他的装置里,两个巨大的镶金树干外层包裹着动物皮躺在空间中央,旁边的环形影音室正在放映Vezzoli虚构的竞选录像。整个作品极富冲击力。正如Vezzoli所说:“这是巴洛克化的贫困艺术,是政治化的华丽风格。”尽管双年展大部分内容我都还没看,但我觉得不可能有作品能超越Penone的“树干”了。接着我听说为Joseph Kosuth的装置作品组织的餐会更为可观,展览地点在San Lazzarro degli Armeni岛上的瓦朗蒂娜修道院(Mekhitarian Monastery),由Adelina von Furstenberg策划。每一位到场嘉宾都会收到一个雕刻精美的玻璃杯,杯体上刻着不同文字里的“水”字(水是Kosuth作品的核心所在)。

我知道这些是因为餐会结束后,我被带到Bauer酒店的休息室,结果发现人们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谈论艺术品的价格,而是拿着新到手的玻璃杯冲我们这些没有拿到的人不停地炫耀(我可没有抱怨)。马修·巴尼,画商Shaun Caley Regen,艺术家Rachel Harrison,《Frieze》创始人Amanda Sharp以及威尼斯所有母语是英语的人占了人群的大多数——这一周每晚都会如此。这么多渴望体验艺术的不速之客在小小的水城还能干什么呢?欣赏丁托列托(Tintoretto)和提香(Titian)的画作吗?

然而,到了周四,是时候去看看艺术品啦,特别是在双年展花园里各国国家馆。但我首先去葛拉西皇宫看了一眼由Alison Gingeras为弗朗索瓦·皮诺难以尽数的收藏品策划的第一系列展览。这个工作简直是为Gingeras量身定做,Martial Raysse,Urs Fischer和Franz West的作品在她的手下得到最充分的表现和展示。而Rudolf Stingel的地毯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美丽。

我先绕道参加了Yvon Lambert画廊在Cipriani组织的雨天午餐,接着跟画商Curt Marcus,沃霍尔基金会的中坚分子Vincent Fremont及其妻Shelly在Florian咖啡馆喝了点儿东西,然后去了一趟嘈杂的麦当娜餐厅(当时我看到Jeffrey Deitch正往Kristin Baker和剪刀女郎乐队的Jake Shears的桌子那边走),最后向为Felix Gonzalez-Torres在Palazzo Pisani Moretta举办的餐会进发。Felix本人自然不会到场,但另外八百人会来。警告:在威尼斯,没人会告诉你详细地址,一般都只给个大概范围,如果运气好,最多可以问到水上巴士的站名。换句话说,我迷路了——在威尼斯,迷路也不算坏事。我和同伴吃力地往酒店走,一路又生气又失望,结果巧遇了威尼斯“真正的”夜生活。里亚托桥附近聚集了成千上百的年轻人,和几个世纪以前一样,他们在黑暗中窃窃私语,高声喧哗,喝酒拥抱。入乡随俗,到了威尼斯,就照威尼斯人的活法过:做爱,不要做饭。

凑巧的是,周五我发现自己回到了同一个地方。这次是参加佳士得的Amy Cappellazzo组织的午餐会,并和收藏家Andrew Schiff及其妻Karenna Gore Schiff一同去看佩吉·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博伊斯&巴尼展。虽然很多人都希望Karenna的爸爸阿尔·戈尔能参加2008年总统选举,但我们既没有谈政治,也没有谈艺术。大部分谈话内容都围绕着如何养育子女展开,只是我提了提当天早上和伦敦收藏家Pauline Skarpitas在教堂里看到的Zaha Hadid的未来主义风格作品:子弹形状的有机玻璃家具。“Zaha,”我对建筑师本人说,“这个做得太棒了。”她瞪了我一眼回答说:“那当然。”

很明显,随着周末临近,人们的情绪越来越高。周五晚上是我在威尼斯的最后一夜,我先后去了Marina Abramovic为艺术家Paolo Canevari在WPS1驳船上举办的生日派对(现场主要语言是带有鲜明日耳曼色彩的意大利语、英语、法语的混合体,像极了六十年代007电影里花里胡哨的派对场景)和《Fantastic Man》在古根海姆美术馆花园里举办的乱哄哄的派对。与此同时,弗朗索瓦·皮诺在圣乔治岛的Fondazione Giorgio Cini大宴宾客,邀请了六百多名艺术界大腕和社会名流,其中包括超模娜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bell),时尚传奇Azzadine Alaia,演员萨尔玛·海耶克(Salma Hayek)以及伊朗前女皇。而就在不远处的葛兰西皇宫,《L’Uomo Vogue》为其艺术增刊组织了一场特别没劲(同时非常有意思的)派对,Andre Balasz非常不情愿地被门口的工作人员带了进去,整个场面极像当年的54号工作室(Studio 54),搞得我一时忘了今夕是何夕。

经过这一切后,Bauer酒店的休息室看起来似乎成了个振奋人心的好去处,但里面挤满了欧洲人和他们的美国同行,如纽约艺术家Aaron Young,Hope Atherton和Richard Prince以及画商Tim Blum和Lorcan O’Neill,最后休息室不得不暂停供应酒水,把所有人都赶到大厅里。在那儿,我跟The Clash乐队的吉他手,衣冠楚楚的Paul Simonon撞了个满怀。我不禁好奇问他是不是以收藏家的身份来威尼斯的。“画家,”他咧开嘴笑道,“也是收藏家。我是全世界收藏我自己作品最多的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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