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械库展侧记［纽约]

2008.03.28

纽约的军械库展览周（Armory Show week)在周二晚上以一场令人眩晕兴奋的派对开始。苏富比的Tobias Meyer和艺术顾问Mark Fletcher 的出现为这里增添了活跃气氛。人们精神高昂，穿过大厅，就像Cecil B. DeMille1930电影《撒旦夫人》的舞者们一样。电影中，灯光一打，每个人不得不跳进中央公园的水里。画家Lisa Yuskavage 和Matvey Levenstein早早抽身，表面上是为了摆脱菜炖牛肉的晚宴。Yuskavage前任经纪人Marianne Boesky 正在房间的另一边和Friedrich Petzel 深聊。

实际上，能在这个相当友好的时尚活动中吃得消的画廊家数目，不是那么多，所以整场活动显得不是那么活跃。来的人有Barbara Gladstone 和Team画廊的Jose Freire, Tomasso Corvi-Mora和Cornelia Grassi, Stefania Bortolami和Javier Peres。Jeffrey Deitch走过来，Frieze艺博会的另一个总监Amanda Sharp，虽然不是画商，但也在帮助售卖一些艺术品。过了一会儿，艺术商人们让位于一群惯于夜间出没的艺术家们：Slater Bradley, Adam McEwen, Terence Koh, Jessica Craig-Martin, John Currin, Rachel Feinstein, Ashley Bickerton,当然还有穿成了印第安纳瓦霍族人样子的Eli Sudbrack。Bickerton跟着Koh进了洗手间：“这是我见过的最温和的一群人，除了怪就是怪。”

我看到哈林工作室美术馆（Studio Museum)的馆长Thelma Golden 站在窗边，向东看过曼哈顿的城中心，她正在告诉Francesco Vezzoli，自己在一月份和伦敦的时尚设计师Duro Olowu闪电结婚。他们还谈到了在公园大道军械库的惠特尼双年展，而晚上去看博物馆真的是太棒了。Golden说：“有时我觉得我们应该一直呆到半夜。”听上去很令人想往。 Vezzoli问：“GaviBrown要开一个俱乐部，是真的吗？”

于是话题自然就转到了即将被拆毁的 Passerby酒吧老板身上。Brown原本其实可以给军械库展周三的VIP预展带来些兴奋的。我看到一些画廊家们在他们的展位里坐着，望着外面的走廊，希望有新的客人惠顾。这里比以往更像一个贸易驿站。也许它具备了那位新的热情洋溢的主办方芝加哥商业中心的特点，后者还负责运行芝加哥国际艺术博览会以及其他的一些商业展览。Paul Morris, 军械库展的联合创办人，博览会现任副总监，正带着Dolce&Gabbana参观，我溜到VIP区，见到了Chris Kennedy，他好像或多或少就是为这个中心而生的（他的祖父Joseph Kennedy曾经是这里的主人），他看起来更像他的父亲Robert F. Kennedy。他说：“艺博会是零售业的未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如此社会化。他说的没错。

一个艺术博览会并非仅仅是关于钱的流动。在里面还可以谈天说地。艺博会是国际组合的中学式舞蹈。摄影师Timothy Greenfield在VIP房里谈到他最近为HBO拍摄的纪录片，内容是关于杰出的美国黑人。我曾见过Peter Rosenthal，他是第一家创意银行的创始人之一，一个新兴的为“创意经济”服务的实体。这次军械库展，曾经只接收最新的艺术作品，也许是近些年中最不具有挑战性的展。我曾经听过艺术家将博览会称之为“只有装潢师”才会喜欢的地方。不只一个人不友好地将其比作当代的双年展。我希望这儿能来点策展人的力量，一些名人能做点出格的事，再来那么点感官上的刺激。Kennedy 问：“为什么不再来点政治艺术呢？”问得不错。置身于Pier94号，你永远不会意识到今年是个大选年，伊拉克上演着新的暴力事件，美元仍在下跌（还记得什么时候艺术是以美元售出的么？）一天即将结束之后，军械库的通道名副其实地变成了谈天的场所，画商和画廊家们愉快地回家，画廊家Rachel Lehmann小声嘀咕：“艺术博览会的时间不应该超过一天半。”

在最后的五分钟里，我发现了收藏家Don和Mera Rubell以及Takashi Murakam，后者在Victoria Miro的展位使得艺术和商业看上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正在欣赏着铁制的Grayson Perry创作的武士雕塑。共有五版，两个没有售出。很奇怪， Murakami 看上去正在犹疑，他是否能买得起一个。Rubells家下手更快些。Don对Mera说：“咱这就弄一个。”他在讲着电话，也许可能是说别的。

二十分钟后，我看到他们已经坐在了Andrew Kreps和Anton Kern在华盛顿街的Malatesta举办的晚宴上。门外，电影经纪人兼收藏家Beth Swofford正跟别人说着自己的遭遇。我又看见了 Eccles，在Martin Creed的面颊上吻了一下。

John Waters很早离开，但是Rufus Wainwright来得很晚，与另外一个令人心跳的人Jörn Weisbrodt一块出现。Wirth的装潢师Ricky Clifton 正带着Vezzoli看这看那：“那个中式桌子是Marlon Brando的，那些罐子是 Barbra Streisand的， 那个麋头是Warren Beatty的。”楼上，Heilmann 初次会见了她的一些收藏家。她对Omaha的企业家Phil Schrager说：“我知道你收藏了我的作品，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 Phil回答：“我有你的三个作品。”“哎呀，你真是个好人！”对于这个女艺术家，这样的好人在这些天里并不难找到。

— 文/ Linda Yablonsky

沙漠中的城堡［迪拜］

2008.03.23

上周二早上，在去迪拜的艺术博览会的新闻发布会的路上，我还想着之前的一夜，当时纽约的空气很阴冷，美元贬值，不过是欧元的一小部分。出租车行驶在 Sheikh Zayed路上，这里上午9点钟的气温是（华氏）77度，钞票似乎长在热带植物上。 沿途，是购物中心 Mall of the Emirates（世界上第一个购物胜地），正在崛起的迪拜大楼（世界上最高的大楼），挂着灯箱广告、泛光灯照亮的建筑群，以及里面劳作的南亚建筑工人。我们驶进迪拜网络城，然后是迪拜媒体城，这个城市中的两个工业区，到达目的地。博览会场馆，风格上很像古老的阿拉伯城堡，在博览会大厅外，我在想，所有这一切加起来，只不过是给迪拜艺术城提供了便利。

发布会上，觥筹交错，照相机闪来闪去，博览会的负责人约翰·马丁（伦敦画廊家）和 Savita Apte（艺术史学者，苏富比顾问）坐下来，就座的还有发言人Frederic Sicre, 私人股权公司Abraaj Capital的执行总监，他们也是这场博览会的协办者。接下来就是一场销售的硬仗。艺术家变成了企业家。博览会成为“西方与东方”连接的通道。Sicre谈到了他的公司对中东、北非、南亚艺术的浓厚兴趣。他说：“西方经济看来正在经历一些困难，此时新兴市场的出现，正是时代所需。”

接下来的提问环节刚开始，迪拜文化部部长H.H Shiekh Majid bin Mohammad bin Rashad al Maktoum到达。观众们开始把照相机对向他，然后，容光焕发的马丁带着他走过一个个摊位，前者不时指向这个那个展品，后者不时跟画商和艺术家交谈。记者和摄影师门紧紧围住他们，一些人退后拍照，一些人碰到了画廊家奋力保护的雕塑品上。

“这个叫做飞毯。”艺术家Alex Fleming对部长解释道，他的作品是一个飞机形状的东方毯子，挂在了 Bolsa de Arte 摊位中。艺术家问：“您觉得怎么样？”部长说：“我觉得我能在这儿上面飞走。”人们紧张地低声笑着。一个记者注意到对比窗艺廊Contrasts Gallery明年将在它所在的城市香港组织一个博览会，于是上前递给了一张名片。部长接过来，却没有低头看。穿过Credit Suisse组织的名为“艺术与企业家”的展览，人们更多地将镜头对向了在主门口的外面Wim Delvoye’s户外装置作品－一辆生锈的人力车的照片。一切迅速结束，就如它迅速开始一样：部长和随从步入一辆暗褐色的悍马中，随即消失。

除了主要展馆的作品外，还有三个引人注目的项目：巴基斯坦亭子展——“渴望寻找天堂”；在主会场下停车区的名为‘艺术公园’的录象厅（由 Bidoun的编辑，策展人 Tirdad Zolghar和 Nav Haq组织的）；全球艺术论坛——在阿拉伯海湾沙滩帐篷中举行的一系列演讲。在“渴望寻找天堂”中，一个巴基斯坦的骆驼标本，塞进一个黑色的行李箱中，内侧是附着棕榈树花纹，这个作品最为引人注目（也许这也是政府命令将其挪走的原因）。 Mohammed Ali Talpur的绘画，是由黑色线条绘成的各种各样的Plexiglas飞机组成的立方体，该作品看上去还不错，但是不如他在 Green Cardamom展位展出的水墨纸本作品。正当我打算探秘艺术公园时，手机收到短信，要我到前面去看看。

人群汇集在入口处的红色地毯处，他们的镜头对准了两辆停下来的悍马和任何身着 kandura的人。一群穿长袍的人散开，第三辆车停了下来。迪拜的长官Sheikh Mohammed走出车门，受到了马丁的欢迎。接下来无疑又将是一场喧嚣。“很美丽。”他评价Reena Kallat的图片，上面是由橡皮图章组成的一个小女孩。看到 Sung-Tae Park 的群马壁雕，他说：“我喜欢这种动感。”随之，他的手掠过Valay Shende的《反革命的枪》，一个镀镍的雕塑，枪支的枪管指向相反的方向。一个可爱的记者在电梯口拦住酋长问道：“你喜欢当代艺术吗？”他笑着，走向了向下的楼梯。进入录象厅时，他回头说：“要是我不喜欢，我就不会来这儿了。”

第二天早晨，参加者门来到了博览会的合作方－－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参加两场讲座：一场是来自一家市场调查公司ArtTactic的代表Anders Petterson的演讲，一场是媒体帝国创立者Louise T. Blouin MacBain举办的。“实际上重要的并不是作品本身，而是究竟谁来支持它。” Petterson分发关于印度艺术市场的表格给大家。当中，“热图”意思是提供一个关于“市场当今心理的扫描”，概括性的标题是《乐观者超过了悲观者》。

MacBain 手持麦克风，从讲台走下：“必须要去开创，去体验这所有的起始阶段，这是非常好的事。我们非常需要，迪拜需要，中东也需要，我们需要发现艺术。”她提到她的新网站Myartinfo(一个类似艺术家的facebook)，建造它是为了缓解“地方政府”与“全球问题”之间的差异。“贫困地区的人，必须要有电脑上网，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而难民营中的人们，则应该先“让他们吃饱”，然后再考虑其他。

艺术被比拿来与企业家、豪华、伟大的社会疗剂这样的词相提并论，这个迂回的局面被劳伦斯·维纳Lawrence Weiner在全球艺术论坛上与大英博物馆的策展人Venetia Porter之间的对话所打破。劳伦斯的展览‘文字进入艺术’在迪拜国际金融中心举行，展出的是劳伦斯两个以文字为媒介的雕塑作品。而 Porter的展览追溯了书法在中东艺术中的运用，从它的宗教起源到它的“抽象性”。Porter从中看到了“书法”，而 Weiner确认为看到的只是“字体”。Porter 认为她的展览是客观的“呈现”，而Weiner则将其看成怀有异国风情的一个“带着框框的围绕物”。Porter 将艺术看作是了解中东鉴赏力的一个窗口，这里伊斯兰教根深蒂固，而Weiner将艺术看作一个关于“将人际关系传递给物体”的“物质的现实”。

Porter说：“我在试图讲述一个故事。”
Weiner说：“他们并不是故事里的角色。”
对话就这样进行下去，以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共识而告终。

晚上是在Claudia Cellini家举行的派对，此人是迪拜画廊Third Line的三个创办人之一。我和Bidoun的Lisa Farjam和艺术家Murtaza Vali谈到了在迪拜的南亚劳动体制问题，和德黑兰艺术家Shirin Aliabadi和Farhad Moshiri(第一个在拍卖会上作品售价100万美元的中东艺术家)聊起了他们城市的因特网防火墙。Charlie Koolhaas（库哈斯女儿）和Art Asia Pacific杂志的编辑HG Masters在私人车道边聊着天。 Weiner停了下来，小汉斯Hans-Ulrich Obrist径直走向酒吧。我们呆到很晚，在后屋吃了咖喱，在这个崭新的海湾城市，所有人看上去都还不错，我们交谈的英文，随着阿拉伯水烟，袅袅飘在海边的夜色之中。

— 文/ Kyle Bentley

香奈儿—流动的艺术展 ［香港］

2008.03.18

中国很多小城市人口动不动就超过六七百万，所以香港给人一种小镇的感觉可能也不足为奇。在全球经济的这个独特节点中心端坐的是一小群传奇资本家和他们的公子小姐。当地艺术圈最擅长的就是组织研讨会，讨论自身缺点。未来模糊的幻影——陷入停滞的西九龙文化区建筑规划，由赫尔佐格&德•穆隆担纲设计并引起广泛争议的艺术区建设计划（该计划旨在重新开发市中心的一片由警署和监狱组成的建筑群）——让人觉得这座城市充满了巨大的可能性。 但到目前为止，香港只能让你哀叹全球资本主义如何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大商场，同时也是所有人抢购牛逼的衣服和包包的首选之地。

噢，说到购物！已故评论家Jonathan Napack曾经谈起这座城市怎样“跳过‘现代’阶段，从封建社会的贫困直接扎进后现代的消费主义里。”因此，卡尔•拉格菲尔德（Karl Lagerfeld）和扎哈•哈德（Zaha Hadid）把“流动的艺术”首站定在香港也许再合适不过。“流动的艺术”将到全球五座大都市巡回展出，扎哈女士亲自为展览设计了一座折叠和运输都非常方便的梦幻场馆，在一座城市腾空而起，再到另一座城市从天而降。

香奈儿艺术展馆2月27日正式对公众开放，进场需要严格遵循十五分钟的间隔时间。若说这个大容器有什么作用，那就是为本地人和游客（在香港，两者之间从来没有清楚的界限）提供了大量文化资本供他们一较高下。制作成本自然高得吓人，更难能可贵的是门口还站着一排貌似欧亚混血儿的解说员，个个身穿香奈儿黑色针织斗篷和白色下装，引导观众入场的同时，还会像进献神物一样呈上一个MP3播放器，里面录有展览的解说词。这样安排的戏剧效果简直堪称无价。“您想选用哪种语言？”她们问每个观众。“我们有英语，法语和四种亚洲语言。” 展馆内，杨福东双屏静态录像上的一对冷美人似乎抓住并挖苦了理想中的审美观，Wim Delvoye天马行空的香奈儿压纹提包（据说是哈德设计展馆的灵感来源）紧随其后。后者的制作原料全部来自在北京农场长大的纹身猪。看着去年夏天威尼斯双年展的明星艺术家束芋（Tabaimo）的作品，只听MP3传出Jeanne Moreau沙哑的中音：“井底隐藏着秘密，就像提包里隐藏着秘密一样。” 并不是说我抱有多大希望，但听到这里，我终于忍不住让解说员把我的MP3换到了中文频道，就当满足我的人类学好奇心吧。我想看看这种无聊透顶的东西被翻译成香奈儿最新最大的市场所用的语言以后会成什么样子。

星期二晚上，我坐在中国会十五楼的阳台，望着展馆所在的天星停车场。这是开幕前一晚，周围所有人都在问：“你觉得香奈儿展览怎么样？” 或者 “你明天去吗？” 艺术家和策展人开始陆续到场——林明弘，Loris Cecchini，杨福东，Fabrice Bousteau，吴山专，麻省MoCA的Joe Thompson——中间夹杂着各大家族的千金，起了美国名字的姓吴或姓周的女孩儿。同在阳台上的还有四位著名的漆艺大师，库哈斯家族在广州的三名成员（Charlie惊呼“伟大的城市，到处都是粉色大楼和非洲俱乐部。”），甚至包括八十年代重要评论家皮道坚（现在他更为人们熟知的身份是北京画廊家皮力的父亲）。在旁边的一个房间，俱乐部创始人邓永锵爵士正在招待哈德和《天桥骄子》（Project Runway）的评委Nina Garcia（她到香港是为了——当然是在连卡佛——给自己的新书造势，这本书的主旨是敦促女性不要那么迷恋名牌）。除了这两人以外，邓永锵长期以来的合作伙伴画商张颂仁还带进来一溜社会名流。九十年代初，张邓两人收藏了海量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并实际上制定了拍卖行遵循至今的策略规则。短时间内，似乎中国会的这些藏品一点儿都不愧对市场的高价。

香港每周都有时尚派对（大家都说路易威登两天后的活动“好得多”），但时尚派对再加艺术包装就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对香奈儿来说，艺术同样可以用于加强其关键的品牌特征：排他性。我们只消问问香港一家大艺术机构的总监就知道（她本人也是《Tatler》，《Prestige》等本地八卦杂志追踪的对象），她的邀请函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丈夫不能陪同参加。她的丈夫是另一个顶级时装品牌的亚洲区总裁。“有点儿太矫情了。” 她在中国会的楼顶阳台上说。另一个朋友家里跟时尚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香奈儿公关打电话跟她解释说，为了给她腾出位子，他们不得不挤掉一个专程从巴黎飞来参加活动的香奈儿主管。邀请函是拿到了，可把人搞得特别有负罪感。

我就是和这位朋友一起到的。面对蹲守的狗仔队，我还是毫无戒心地跟她和一个《Artforum》的同事走在一起，直到有人善意地提醒我俩能不能挪一挪，让狗仔队能“只拍她”。走进展馆后，我们不禁想起阿巴斯对香港的精辟总结：历史的错失（déjà disparu）——这个地方没有可见的过去，甚至包括Napack对这座城市的评价：“伪造的神化”。为什么这里如此空落？人们已经看完离开了吗？香奈儿是不是在品牌排他性的名义下走得太远，以致已经没有人愿意出席了？为了控制这种好奇，我们不停地在一楼派对和楼顶展馆之间爬上爬下，每爬一次就把喝空的酒杯倒满。过了一会儿，拉格菲尔德和哈德出现了，但现场注意到的人似乎只剩摄影师。Charlie和雷姆•库哈斯跑下楼去跟老朋友打招呼，我们互相飞吻，约好一周以后迪拜见。

— 文/ Philip Tinari｜田霏宇

艾未未——别告诉我 ［纽约］

2008.03.11

就在上周六艾未未在Mary Boone画廊的展览开幕前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好奇究竟哪些人会出现在开幕展上。我个人倒是希望他能带一批中国同胞过来，就如2007年他做的纪录片那样。也许他让他们挤在画廊前台后面的狭小空间里，或者画廊架子上的目录间，谁知道呢？虽然来道贺的人，有很大一部分跟中国和中国海外的艺术有瓜葛。但事实并非我所猜测的这般。实际上很多出席的人，都直接或间接地都受到了艾未未的影响。比如正在门口吸烟的张洹，戴着帽子，一副不恭的嘻哈男生的行头。如果Marina Abramovic称她自己为“行为艺术的祖母”，那么讲到艾未未之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他可能也会获得类似的头衔。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回到了中国,”我到达后不久，崔斐，这位在纽约的艺术家看着她的同胞——那些汇集在门口的中国海外艺术家们，说出了这样一番话。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里更廉价。有更多的机会。在纽约，除非你是徐冰或者蔡国强。而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被忽视。” 随后，我们从角落来到了主厅，看到了艾未未具有浪漫色彩的作品，在室内中心的位置摆放：红色的多层枝形吊灯出现在我们眼前－形式上他之前已经尝试过－这次的作品是侧躺着，与一个卧着的羊角很相像。铜制的箍形成支架，灯泡攀附在上，一排排朱红色的珠子缠绕。如此构成这个二层高的装置。

“早上这儿四处都是珠子，” 画廊负责人Ron Warren感叹到。“我一整天都在捡珠子，清理角落。这些珠子甚至都跑到洗手间了，天知道都滚在哪儿。”据画廊合伙人James Salomon讲，至少有25人四天中每天工作16个钟头，准备装置作品，手穿珠子，做成这个吊灯。这过程中，还有一个抗议般的小插曲。第二日，在画廊每日所点外卖Bottino意式午餐中，北京的团队这边不禁请求：“能吃中国饭么？” 在切尔西历史上，这次布展的过程可不会成为一件易事被记载。

但作为艾未未的新作在纽约的第一次重要个展，它却值得纪录。艾未未在中国广泛的影响，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纽约的逗留（比起那时的纽约和现在，艾承认那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都令这次展览的意义突显。 尽管Boone 自己对次此并未透露出任何信息，但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个展览以及Boone画廊非商业区的那家举行的刘小东展的开幕，开启了画廊面向中国当代艺术的势头。而 Boone本人解释说：“我不在乎他们来自哪个国家，我只想展现伟大的艺术家。” Karen Smith，这两次展览的策展人，起先，被要求组织一场群展，但她认为：“还不是时候。很多艺术家不想和别人一起群展。他们的创作很不一样。他们不愿意看见自己的作品和别人的一块儿分享空间。”

有时他说出一些微妙的话语来，其实并非想给自己蒙上一层神秘面纱，而只是逗个乐子，人们自不必当真。当他让我给他和Boone在他那闪烁的红色吊灯前拍照时，他的照相机调到了黑白。我对此有些不确定。他强调：“我不喜欢各种颜色。不喜欢音乐，不喜欢色彩。”甚至他的名字都很奇怪；也许最好翻译成 Not Yet Not Yet（还没－还没）才契合他的性格——这个名字在中国并不太常见。怎么叫这个名字呢？他自己也不知道，即使知道，他也不会透露出个中原因来。“我觉得可能和我父亲经历过的艰苦岁月有关。”他说。

晚餐中，Warren透露：“他当然保持着神秘性。”在Bottino的这场活动像场令人愉快的聚会，来参加的人还有艺术家Terence Koh(身着有两只熊那么大小的皮衣)，北京－纽约策展人唐启凤Sarina Tang, 也是Currents(北京环铁艺术区一家非盈利的艺术音乐机构)的负责人。我问起了艾未未的新项目；因为此前听说，艾未未将和赫尔佐格以及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一起，共同带领100名设计师，在内蒙设计一片全新的住宅区。艾未未认为，对于这个国家的富翁而言，这是一个超现代式的开发，差异性是将其统一起来的元素。“ 如果有三种不同设计，会很诡异。但如果有100种不同设计，一切将会得到很好的统一。”

晚宴渐渐走向尾声，宴后的聊天渐渐代替了觥筹交错。艾未未与 Boone交换了一下眼神，彼此意会了一下，在喧嚣之中很难察觉到二人的这个默契的交流。他们四目交投，举起杯子。很长的一分钟，似乎，彼此对眼前的事实感到陶醉， 这位“ 还没还没 ” Not Yet Not Yet先生在纽约的这一刻终于到来。

— 文/ Dawn Chan

惠特尼双年展 ［纽约］

2008.03.06

Carly Berwick在《纽约》杂志上把2008年惠特尼双年展说成是展览中的Facebook（部分原因是据说联合策展人Shamim Momin对“欣然接受所处地点”<1>有一种特别的偏爱）。有鉴于此，周二晚上VIP开幕式的场面也许应该在我们的意料之中：现场不仅星光熠熠，还给人一种尽是熟人的感觉。事先有人告诉我不要走正门，并指出第74大街上还有一个较少人知道的入口（人称“简•西摩尔入口”<2>，因为一个朋友曾经看到西摩尔被人从这里领进馆去）。虽然这个入口周围也挤满了人，但至少是一堆我都认识的人。无意中听到有人说这就像Grateful Dead的演出现场，在这种老友重聚的气氛下，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简直对极了。随便扫一眼，就看到Yvonne Force Villareal<3>（后来有人看到她颇具讽刺意味地穿了一件T恤，上面写着“这个社会时日不多了”），1995年惠特尼双年展策展人Klaus Kertess，画商Elizabeth Dee, Sara Meltzer和 David Kordansky，水果和花熟食店（Fruit and Flower Deli）<4> “店主”Rodrigo Mallea Lira和伙伴Ylva Ogland，艺术家Julie Mehretu和Bozidar Brazda。这个名单，和参展的八十一名艺术家名单一样，绵绵不绝。

进门以后，你有三种选择：一个已经挤满人的大厅，一个已经挤满人的吧台，和一场已经挤满人的展览（这时展览已经开幕大约半个小时了)。大厅里的一群摄影师正发疯似地捕捉艺术家Marilyn Minter和Terence Koh等热情的模特们瞬息万变的情绪，而吧台边也到处可见过去，现在——和将来必然出线（Jen DeNike? Ellen Altfest?）的双年展参加者。我从吧台抽身上楼，与艺术家Tim Noble和Sue Webster擦肩而过；后来又在大厅跟艺术家Nathan Carter，双年展画册设计师Miko McGinty交换了一下意见；好不容易才溜进展厅。社交女王Momin还不见踪影。

展览以雕塑为主，色彩比较单一，乍一看形式上是统一的，但感觉有些沉重。半建筑形式和粗糙的工业材料占了压倒性优势，身处其中，我觉得更像在实地考察而不是在看展览。这种做法如果奏效，产生的效果将非常优雅（明显的学院派），但至少在今天这样喜气洋洋的开幕式上，人们还是会更怀念2006年双年展贱兮兮的时髦场面。展览还缺少像06年Rudolf Stingel PK Urs Fischer那样激烈的争夺战，尽管Jason Rhoades和Mika Rottenberg的装置究竟孰优孰劣已经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参加论战的人包括艺术家Anna Gaskell， Banks Violette， Liam Gillick和Sarah Morris，画商Andrea Rosen和Andrew Kreps以及惠特尼馆长Adam Weinberg。

晚上十点左右，我陪一小群人——包括艺术家Jordan Wolfson和《V》杂志编辑Christopher Bollen——从美术馆出来，赶到双年展外围展场馆Park Avenue Armory。离开又热又闷的美术馆，老建筑飞机库似的主空间（除了墙上Gretchen Skogerson的霓虹灯装置，其余皆空）和一系列小一些——但仍然很广阔——的侧厅简直让人神清气爽。但随着观众陆续到场，Eduardo Sarabia的龙舌兰酒吧也越来越忙，结果DJ Olive在楼上的帐篷小屋成了全场唯一的喘息空间。小屋里并排放着若干张床，流畅的室内音乐汩汩流出，为观众休息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环境。

虽然Stefania Bortolami和Kordansky的派对近在咫尺（就在附近的Serafina），但我还是决定和一帮人到下城区的Florent去——大部分是因为那儿能吃上一顿像样的晚餐，但同时也是为了向这家人人爱戴的二十四小时餐厅即将迎来消亡致哀。坐在艺术家Walead Beshty和Heather Rowe主持的饭局上，我和同伴差点儿就解决了“批评的问题”（the Problem of Criticism）（要是我们还记得答案就好了），这时，一次大规模的撤退带我们去了今晚最后一站。凌晨两点，我们一行人抵达下东区的地下酒吧Bacaro，门口站着一小撮以艺术家Hanna Liden为首、凶巴巴的烟民。进去以后，发现里面看起来相对风平浪静，当然跟我们原来想象中狂饮作乐的场面相差甚远。我在这个舒服的小隔间里认出了几张熟悉的面孔，包括艺术家Adam McEwen， Dan Colen， Rita Ackermann， Agathe Snow， Nate Lowman， Gardar Eide Einarsson， Eli Sudbrack以及画商Kelly Taxter和Eivind Furnesvik。接着，凌晨三点，一声响亮的“Hey!”Momin登场了。

注1. Carly Berwick在《纽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Momin是艺术界出了名的“工作狂兼派对狂”。Momin对此的回应是：“在艺术圈，你从来不曾真正跨出过办公室……既然对象并不只是个物体，如果我不去亲身经历怎么可能理解呢？欣然接受所处地点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注2. 简•西摩尔：老牌邦女郎，曾主演经典爱情片《时光倒流七十年》。
注3. Yvonne Force Villareal：Art Production Fund（APF）主席及联合创办人。
注4. Fruit and Flower Deli：2007年纽约新开的一家画廊，专注于实验艺术。

— 文/ Michael Wil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