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到Cockatoo岛去的渡轮。(摄影:Belinda Rolland);右:艺术家Isaac Julien,悉尼MCA馆长Elizabeth Ann Macgregor, David Bailey和悉尼双年展艺术总监 David Elliott。
COCKATOO岛以前是海军的造船厂。岛上到处可见残破程度不等的建筑,小岛的物理历史一目了然:十九世纪早期流放罪犯建造的船台上方有生锈的起重塔吊;二战防御工事遗址散布于殖民时期的房屋中间——这些防御工事都是为了躲避日本空袭而建,但最终空袭并没有来。Cockatoo始建于1839年,最初是悉尼港口的一座监狱,专门关押那些从英格兰流放过来但死不悔改的罪犯。岛上一切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自从2008年首次成为双年展场馆以来,Cockatoo就一直是悉尼双年展的主展场之一,被人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军械库”。同时这里也是双年展开幕周热门活动——上周二艺术家Party——的举办场地。
要上岛参加Party,必须得坐船。要坐船,必须得排队。一千五百个客人同时到达2/3号码头,有人开玩笑说好像敦克尔克大撤退。我们就这样等啊等啊,身上的衣服可能比1940年困在法国的英国军队要体面一些,但绝望程度、希望跟朋友爱人重聚的迫切心情一点儿都不输于他们。
等我们到了Cockatoo之后,涡轮大厅的吧台就被挤爆了。头顶上蔡国强爆炸的汽车为底下的混乱场景提供了一个令人叫绝的装饰性对应物。再加上“宝格丽VIP吧台”外面Brook Andrew只对成人开放的蹦床装置《蹦跳的城堡战争纪念碑》,Party上能见到的艺术作品就这么些。展览的其他部分被隔离在别处,以免艺术爱好者们一次性受到刺激太多。艺术家Party的全部奥义就在于喝啤酒和跟着DJ打碟的音乐唱歌——八十年代的金曲反复出现,如《爱的污点》、《疯狂的世界》——据可靠消息透露,这些是几乎所有地方艺术圈Party必不可少的象征物。

左:艺术家Angela Ellsworth,作家Tania Katan;右:艺术家派对。(摄影:Belinda Rolland)
如果想在第十七届悉尼双年展的艺术之旅上先行一步,你必须头天一大早爬起来参加在当代艺术博物馆(MCA)内举行的预展/开幕式。双年展主席Luca Belgiorno-Nettis 和艺术总监 David Elliott就Elliott这次的策展策略发表了一系列大胆的断言。Elliott说,这次展览题目叫做“距离之美:动荡时期的生存赞歌”,是他的“后启蒙展览”,“结构上类似交响乐”,目的是要献给“每天收入不足2.5美元,占世界总人口50%的人们。”对于参加媒体发布会的同志们来说,这样的献礼词值得钦佩,但稍微让人觉得有点儿不舒服。我们早餐吃的是美味的巧克力曲奇,喝的是服务生端来的红茶,我突然想到,双年展所有场馆都免费开放真是件好事儿,因为2.5美元在MCA餐厅里连一杯咖啡都买不到。
通过在七个滨海场馆的媒体导览,Elliott的宏伟计划逐渐清晰起来,其实就是当代艺术作品展带上点儿平易近人的意味:注重触感、强调手工艺的作品尽力做到诚恳,同时避免耍花枪和过于精致的外表——尽管展览上也能看到后两种倾向的影子。Conrad Botes 的艺术/漫画系列《该隐残杀约伯》就是低保真作品的典型实例,查普曼兄弟2009年的作品《Shitropsective》亦是如此——他们用纸箱重做了自己九十年代的一些经典作品——还有Sherry Siopis 动画风格的恐怖油画《埋伏》以及Fiona Pardington 拍摄所罗门岛武士头部模型的照片。高端的艺术制成品包括Paul McCarthy在2/3号码头的巨型雕塑《愚人船,漂流船2》、蔡国强爆炸的汽车,以及 AES+F在Cockatoo岛上令人恍惚的九屏录像《 特里马尔奇奥的盛宴》。

左:艺术家Skeena Reece和Dana Claxton, A.R.T.总监Johnnie Walker;右:策展人Gerald McMaster,悉尼双年展执行总监 Marah Braye, Sherry Cameron和策展人 Bruce Ferguson。
想到自己的作者身份,我带了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去艺术家Party。问题在于,澳大利亚没人知道国际艺术家到底什么样,原因很简单:他们很少来。宝格丽VIP吧台的保安把人挡在门外,而我的笔记本也基本一片空白。某一刻,我甚至觉得我在涡轮大厅看到Klaus Kinski(德国演员,1991年逝世)了,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澳大利亚艺术圈的小明星,个个喜气洋洋,好像时间又回到了1989年。艺术空间(Artspace)的Reuben Keehan告诉我,明天晚上他的空间开幕派对上有日本DJ打碟和演出,这时扩音器传出Toto乐队的《非洲》,派对的细节淹没在震耳欲聋的音乐里。有人问我周末会不会去听杉本宏的主题发言,或者参不参加接下来的那么多令人兴奋的艺术和音乐演出活动,老实说,我不知道。到了这一步,计划似乎已经没有意义:毕竟,我们还得乘渡轮回岸上去。

左:佳士得战后与当代艺术部门联合负责人Amy Cappellazzo; 右:艺术家Louise Lawler(图片提供:David Velasco)。
“女士们!一千到一千五。”穿灰色运动裤的女士望着第四十五号拍品——安迪•沃霍尔的《银色丽兹》说。她的意思是估价: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美元。
“绷得不太好,”另一个穿Burberry外套的女士不屑地说。她指的是画布。“Trixie的丈夫有一幅沃霍尔在餐馆纸巾上画的自画像,”第三个人炫耀道。

左:Salman Rushdie; 右: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Jeffrey Deitch(图片提供:Erika Nusser)。
佳士得周二战后和当代艺术品夜间拍卖会最后一次公共“观礼”的确看着有点儿像丧礼探访会,多年不见的远房亲戚聚在一起暗中观察竞争形势。一脸坚定的蓬蓬头女士们拿着老式的35毫米胶卷照相机逐个看货;穿着订制西装的男士手持咖啡纸杯四处巡视。John McEnroe头戴网球帽,脚蹬一双白色匡威鞋在一楼展厅飘来飘去,最后停在沃霍尔1964到1965年的蓝色“电椅”前凝神良久。当然,作品看上去无可指摘。
Louise Lawler也去了,扛着一台中画幅的Mamiya和三脚架。她说:“我不是很确定我来这里干什么——我经常没想要来,但总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很多年前,我拿到许可来拍现场拍卖,但等我带着照相机到了以后,拍卖行某高层看着我说,‘我觉得我们没有同意让谁来拍照片啊。’就好像我不是个人似的。现在我感觉完全没有问题了。而且我也不是唯一一个带着照相机的。”

左:收藏家:Don 与Mera Rubell(图片提供:Erika Nusser); 右:收藏家Jonathan Colby在苏富比。
她说得没错——但她的出现为整个过程增添了一点灵光:艺术变成商品,商品再变回艺术。(接下来,也许-希望?-又变成商品。)只有一点毋庸置疑:拍卖行越来越偏向当代,沃霍尔“一刻”魅力不减,总在催生更多艺术与商业的神圣结合(以及不友好的分手)。
佳士得一年两次的当代艺术品夜间拍卖会当晚,一帮老熟人齐聚洛克菲勒中心。开始时间从原来的七点调到六点半,因为已故作家Michael Crichton有三十一件藏品参加拍卖,而拍品总数则多达七十九件。这注定是一个漫漫长夜。Salman Rushdie和他的“好朋友”艺术顾问Kim Heirston坐在一起。他说:“我真希望能买点儿什么。我认识Michael。能看看他的收藏挺好。”

左:苏富比首席拍卖师Tobias Meyer; 右:Valentino 与 Giancarlo Giammetti(图片提供:Erika Nusser)。
大家看上去情绪饱满,可能也有些微焦虑。2009年佳士得秋拍结果惨不忍睹,成交三十九件拍品,成交额只有7410万美元,现在的确需要重振旗鼓了。六点四十分,拍卖师Christopher Burge宣布拍卖开始。他很快进入状态,头六件拍品都以高出最高估价成交。
到了第七件拍品,现场出现了小段停顿。贾斯珀•琼斯的《旗》(1960-66)将成为本周拍卖冠军。Burge从七百万(比最低估价少三百万)开拍,价格很快开始攀升。Crichton在他讨论琼斯作品的论文里引用过艺术家的一句原话:“我总想能一百万卖一幅画。”这幅最终卖了2860万美元,买主是纽约画商Michael Altman,创下琼斯作品全球拍卖纪录。真是当晚的开门红。
从那以后,拍卖一路顺风顺水。第二个重头戏就是前文提到的《银色丽兹》。拍卖价很快升至最高估价一千五百万美元,接着开始以每次十万的速度继续攀升,最后变成佳士得的Jean-Paul Engelen(通过电话参加竞拍)和现场一位神秘人之间的决斗。神秘人看起来年轻健壮,我领座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四分卫”。当价格升至1590万时,画廊Dominique Lévy 加入竞争,最终以1830万美元胜出。看到神秘人起身离开,Burger还安慰了一句:“您刚才的表现也非常精彩。”

左:苏富比拍卖场; 右:艺术顾问Thea Westreich(图片提供:Erika Nusser)。
但实际上,他才刚开始试手而已。接下来的一件沃霍尔——51号拍品《圣所罗门》就以480万美元被他拿下。这是当晚少数几件以低于最初估价的价格成交的拍品。
拍卖结束后,Marc Jacobs在场外和钻石商John Reinhold抽烟。“他真的特想要那幅《丽兹》,”设计师说。Jacobs本人刚刚以稍低于一百万美元的价格买下Ellsworth Kelly的《黄色曲线》(1962)。“拍卖很好玩儿,”他一脸轻松地说。
“赢了才好玩儿-输了就杯具了,”Reinhold补充说。
“不是杯具,是郁闷,”Jocobs纠正道。
第二天晚上的苏富比拍卖现场,神秘人再度现身,现在我们知道他原来是来自迈阿密的医疗事故辩护律师,叫Jonathan Colby。这次他坐在西南角的一个豪华包间里。但好像仍然没有人真正认识他——这在由一小撮熟脸组成的高端藏家团里是很少见的。Colby时不时地走出包厢,郑重其事地来到拍卖大厅,给现场带来一片祥瑞之气。他参与竞拍好几次,每次价格突破他的底线后就会交叉双臂摇摇头(最高达到2700万,拍品是一幅罗斯科),成功后则会和拍档击掌庆祝(他一共拿下两件拍品,一件是一幅六十年代早期的Joan Mitchell,一件是Anish Kapoor2005年的不锈钢雕塑)。真是一场有创意的表演。
但当晚最富戏剧性的拍品还是Tom Ford送拍的一幅沃霍尔1986年的自画像(画册封面拍品)。这件重量级拍品被安排在第九号,在这个位置上,要么变成启动器,就像佳士得上的琼斯一样,要么变成挡路石。拍卖师Tobias Meyer开场喊出800万,紧接着就有人开出1500万,然后是1800万。接下来竞价以每次百万的速度急升,最后被一位匿名的电话竞拍者以3260万买下,比最高估价足足多出超过一倍,也创下沃霍尔晚期作品(非正式的)拍卖纪录。当晚唯一能与之媲美的就是封底拍品——Maurizio Cattelan的雕塑(作品描绘了艺术家本人从地板上的洞里探出头来的样子),最后以接近80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左:交易人Larry Gagosian(图片提供:Erika Nusser); 右:佳士得战后与当代艺术部门联合负责人Brett Gorvy(图片提供:David Velasco)。
最后,佳士得总成交额为2.319亿美元,苏富比为1.899亿美元,两家拍卖行都成功售出了94%的拍品。佳士得总成交额是去年秋拍的三倍多;苏富比成交额则是去年五月拍卖的超过四倍。一些在世艺术家的作品卖得尤其好, Cattelan, Brice Marden, Richard Tuttle, Richard Serra, Ellsworth Kelly在佳士得的拍卖纪录都再创新高。“欧元也许还在跌,但美国这边明显已经开始复苏了。”佳士得的Amy Cappellazzo在周二拍卖会结束后如是说。苏富比的Meyer则回到人的角度:“我能再说一句么?Tom Ford肯定也非常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