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往往[伦敦]

2010.08.29

伦敦第四基座公共艺术项目感觉越来越像一个机构了，既然它跟特拉法加广场上国家美术馆挨得那么近，现在变成这样也许挺合适。该基座1841年由查尔斯•巴里爵士设计完成，最初打算在上面放一座传统的骑马雕像，但由于资金短缺（有些事情永远不变），这个位置闲置了近150年。到了1998年，皇家艺术、制造和商业促进学会委托英国艺术家Mark Wallinger, Bill Woodrow以及Rachel Whiteread为这块沉甸甸的石头墩子做一个临时的顶。结果非常令人满意，所以2003年，伦敦市市长（当时是备受人爱戴的 Ken Livingstone）决定把“第四基座”变成一个长期进行的当代艺术展示项目。

项目总监Justine Simons在周四晚上最新一批提案的发布会上，面对台下兴致勃勃的观众表示，对于这个基座，最初的提案是建造一座足球－时尚明星贝克汉姆的永久雕像放上去，所以伦敦人应该感到幸运，因为现在不管什么提案入选，存在时间都不会超过几个月。到目前为止在基座上展出过的四件作品中，Marc Quinn的《怀孕的艾莉森•拉帕》（艾莉森•拉帕是一位英国残疾艺术家，由于先天畸形，她出生便没有双手，双腿也比正常人短，主要创作媒介包括绘画、摄影、数码图像，1999年怀孕生子，儿子身体健康。2005年，她充当Marc Quinn的模特，后者创作了雕塑《怀孕的艾莉森•拉帕》并参加“第四基座”项目。）最受争议，Antony Gormley的《一个和其他》（2009）（该作品将基座对公众开放，艺术家在整个展示期间随机挑选群众轮流到上面站一小时）最受欢迎。目前正在展出的是Yinka Shonibare的《内尔森的船在瓶子里》（2010）——巨大的瓶子里装着一个“不可能”的小玩具，有点儿后殖民的味道。

当代艺术研究院院长Ekow Eshun紧接着Simons发言，他进一步指出，该项目代表了伦敦作为一座多元文化现代城市所持有的积极进取的价值观。虽然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他说无论哪个提案胜出，伦敦人民才是“真正的赢家”——但他对那些“内心充满愉悦”的想法是真的喜爱。比如，当他说 Allora & Calzadilla的提案——把基座一侧的自动提款机和顶端巨大的管风琴连在一起——“为银行手续带来了急需的快乐”时，真的在发自肺腑地表示赞美。

白教堂总监Iwona Blazwick第三个发言，但她似乎更愿意一对一地沟通，所以参与者很快就开始自由交流。发布会和模型展览的地点选在圣马丁教堂地下室。虽然地方听着特有气氛，但十八世纪的原始建筑已经变成咖啡馆，与会者不得不聚集在一个光秃秃的扩建房里。Hales画廊总监Paul Hedge帮我从人群中认出了部分艺术家。看到Hew Locke，他便轻声哼起披头士的《我是海象》，嘲笑Locke夸张的络腮胡。另一个不用指点也能认出来的是特纳奖获奖者、异装癖陶艺家Grayson Perry，他一身华丽丽的时装裙，加上金色的波波头，让你想忽略都难。其他人扮相没那么好玩儿，但同样兴致高昂，包括伦敦艺术书记Cedar Lewisohn和Oliver Basciano。至于模型，Brian Griffith的《巴滕堡蛋糕》用彩色砖头建造了一块巨大的蛋糕，Mariele Neudecker的《亡羊补牢，覆水难收》则用玻璃纤维制作了一张英国浮雕地图，并且将整体垂直拉升，这两件作品最受人关注——尽管后者被批评为靠爱国主主义情绪讨巧。

在场有一个人，如果听到这样的批评，只会把它当成夸奖。这个人就是John Loughrey，又名约翰船长。派对快结束时，这位古怪的前厨师挥舞着一个装满信件和剪报的塑料文件夹，上来跟我搭讪：“人们老在各种书里写到我！总有一天，我要自己写本书！以示澄清！”作为黛安娜王妃的超级粉丝，Loughrey是唯一一个在皇家高等法院调查王妃之死期间每天都去旁听的公众成员。现在，他的注意力似乎又回到基座上来，声称自己曾经参与Gormley的百日项目。明显不懂互动的Loughrey打赌说Allora和Calzadilla的方案会赢。

— 文/ Michael Wilson, 译/ 杜可柯

阿斯本之夜

2010.08.16

白杨（Aspen）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因此常被当作图腾，象征着族群兴旺。上周三，我兴致勃勃地来到科罗拉多的同名小镇上（Aspen：阿斯本）——虽然季风带来的雷电天气对航行不利——参加阿斯本美术馆（Aspen Art Museum)第六届一年一度的artCrush慈善晚宴以及一系列鼓励当地人慷慨解囊的活动。

进入阿斯本可是费了一番周折（连公路出口路标都没有），我最后很时髦地迟到了。参加的首个活动是wineCrush－募集资金的开幕仪式，品酒会和晚宴。地点在 John和Amy Phelan夫妇时髦的大房子里，两人为了这个派对把家里香艳的艺术藏品重新挂了一遍。到场嘉宾包括艺术家Mickalene Thomas, Matthew Weinstein, Will Cotton, Josephine Meckseper, Richard Phillips和 Tom Sachs；画商（“艺术作品”节目评委）Jeanne Greenberg Rohatyn；沃霍尔基金会主席Joel Wachs; Hirshhorn博物馆馆长Richard Koshalek，惠特尼美术馆馆长Adam Weinberg,惠特尼美术馆前任董事会主席Robert Hurst以及MoMA PS1总监Klaus Biesenbach。“我很惊讶，居然来了这么多美术馆馆长，”阿斯本美术馆馆长／首席策展人Heidi Zuckerman Jacobson说。“阿斯本的八月——谁会不愿意来呢？”我还看到眉飞色舞的Marilyn Minter（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她2009年的录像《绿粉鱼子酱》前），她是今年阿斯本艺术奖获奖人。Minter对“华丽病理学”刺激的描绘正好对应了今天活动的整体基调。

第二天基本都在拜访该地区的一些美妙无比的私人收藏。全球排名前两百的艺术收藏家里，二十人在阿斯本有房子，所以可看的东西很多。第一站是Bob和Nancy Magoon夫妇家，他们最近把自家雕塑花园围绕Franz West, Nancy Rubins, Jason Middlebrook以及Richard Woods的作品重新设计了一遍。接着，我们拜访了Dennis和Debra Scholl夫妇现代感十足的家——他们家的酒窖和艺术收藏一样令人印象深刻——以及 Susan和Larry Marx夫妇。Marx夫妇的纸上作品收藏非常丰富，而且我在他们那看到了到目前为止我见过的最好的一幅Mark Bradford作品。每到一处都会听到黑熊闯民宅的故事——文化与野生令人激动的碰撞。

当天下午，我去阿斯本美术馆（艺术家Dave McKenzie为美术馆独立日庆典所做的巨大的充气娃娃仍然占据着首要位置）看Sergej Jensen的画展。“（Jensen沉着冷静的画面）和artCRUSH欢腾的气氛正好形成对比” Zuckerman Jacobson解释道：“这种沉郁为宴会的热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衡。”（虽然她很快又指出“两者都同样重要。”）她同时公布了由日本建筑师坂茂为美术馆设计的新楼规划，一旦正式通过，新楼面积将达到目前建筑面积的四倍，而且位置就在阿斯本市中心。好像每个人都在亮出自己的计划，后来 Don和Mera Rubell夫妇也迫不及待地暗示他们十二月将在迈阿密举办收藏展。夫妇俩在山上有套豪华别墅，1993年的邪典电影《雪岭雄风》就是在这里拍的。我坐在客厅一边吃着他们自己做的意大利面，一边听夫妇二人向我介绍展览的画册设计、艺术家名单和策展理念（机会难得）。

到周五晚上artCRUSH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连续快活了三天，毋庸置疑，绝对High起来了。现场所有人也都情绪高涨，欢乐的气氛直冲云霄。拍卖内容包括 Kiki Smith, Ed Ruscha, Roni Horn, Tara Donovan, Amanda Ross-Ho, Catherine Opie和Delia Brown等人的作品。Delia Brown的贡献是为赢得拍卖的金主画一幅腐败的社交肖像。“我真的很期待这幅画。”Brown说（她的大靴子倒是很搭配现场装璜）：“真是个不错的任务。”我瞄到苏富比的珠宝陈列柜（专门为艺术圈准备的新的珠宝拍卖线），赶紧试了试一枚价值750000美元七克拉的钻戒，腐败了一把，然后就和所有人一样被叫去晚宴了。

随着晚餐上桌，苏富比的Tobias Meyer站到台上开始主持现场拍卖。虽然我有时被吊灯挡住看不见他，但Meyer的表现令人激动，他极其流畅地推出拍品，直到所有赞助人都掏出钱包。最后，美术馆募集到了近150万美元善款，创artCRUSH的历史新高。还有比这更好的庆祝理由么？衣着光鲜的来宾逐渐离开，很多人去了Syzygy餐厅的after party，在著名DJSamantha Ronson的音乐伴奏下，披着《绿粉鱼子酱》的荧光，彻夜舞蹈狂欢。就算这些全都多少有些病态，但不臣服于艺术的魅力真的很难。

— 文/ Catherine Taft, 译/ 杜可柯

震撼里斯本 [里斯本]

2010.08.04

葡萄牙最大的当代艺术展——第一届葡萄牙国际艺术双年展（Portugal Arte biennial）上周开幕了，给当地的艺术界带来了无比的震撼。葡萄牙这个国家的人口也就比纽约多一点点，人们好像都认识一样，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次给他们带来震撼的是什么。里斯本美术馆的馆长Luis Silvia说：“双年展在社区举行，我们感到有点措手不及，好像一个刚刚着陆的不明飞行物，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周四晚上，凉风习习，我飞到了这里，直奔美术馆。而欧洲的其他地方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美术馆的正门富丽堂皇，曾经是BES银行的办公区。灰白色的展厅内空空如也，只有艺术家Stefan Brüggemann设计的1200个《展览标题》（Show Titles）。Silva解释道：“我们没有从一个外部的角度，以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美术馆这个机构，而是通过进入美术馆的内部来审视美术馆的活动”。Silva的同事Mourão说：“如何以一种学理的态度对待这个体制？我们这里人才济济，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上楼之后，穿过了那些乱糟糟的房间我们来到了Pedro Barateiro的工作室。他向我们展示了他将要在巴塞尔美术馆举办的展览计划，在这次展览之后，他还要在当地美术馆楼下展出。他告诉我们他希望“艺术葡萄牙”能够选中他的作品，放在明天的开幕式上。而策展人说：“我们不知道原来你也参加了双年展！”晚上我们来到了当地的饭店Forninho Saloio，吃了血肠、牛排，喝着葡萄清酒，而Barateiro则跑来跑去，在午夜之前和那些运输卡车接头。

第二天，艺术葡萄牙媒体午宴在Foundação EDP的电子博物馆举办，这里以前是电力公司的总部。我们处在Belém区，这也是很多葡萄牙探险家（如达伽马）环球之旅的起点。葡萄牙与美洲隔海相望，而参加这次展览的一百多位艺术家就是来自于大西洋的彼岸，其中，古巴以外的最大规模的古巴艺术家联展也在这里举办。这次活动是由实业家Miguel Carvalho和策展人Stefan Simchowitz联合组织的。艺术葡萄牙占据了1998年世博会的葡萄牙馆，而且还在里斯本和葡萄牙的其他地方安装了实地装置作品。Carvalho说：“这是一次公共性的活动”。因此我们需要将展览延伸到当地的艺术界之外，举办一次大型的展览。“我们也曾抱着很大的理想，但是尝试了多次都以失败告终，所以我打算更实际一些，将展览地点集中在这里。”

我参观的第一个开幕是布鲁克林艺术家团体“Faile”在Praça酒店附近创作的《殿堂》（Temple）。这个娇气的作品采用陶瓷制成，模仿了文艺复兴时期罗比亚（Luca Della Robbia）的浮雕，因此与周围的环境结合得可谓天衣无缝。在那边山脚处，Rossio广场正在举行Sterling Ruby的极少主义雕塑展览《Grid Ripper》，里斯本的居民还真会利用艺术，他们将青铜雕塑当成了凳子（星期天的时候，有些兴奋的游客一不小心弄坏了《殿堂》里那位马神的潜水通气管，所以工作人员不得不把这个作品锁起来。当天，我还看见有一些孩子在爸爸的帮助下对Martha Friedman的用橡胶鸡蛋垒成的作品《摆放》发起了“猛攻”）。

周五晚上，在葡萄牙馆举行了“艺术葡萄牙”的开幕式。我见到的头一个作品就是Yoan Capote雷人的《压力》（Stress），这简直是个视觉玩笑——一个用水泥砖砌成的柱子，砖与砖之间的结合处是一排排的铜牙，这和广场上由建筑师Alvaro Siza设计的天蓬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6个展览都是由美国人策划的，他们是Garth Weiser、Johannes Van Der Beek、 Dan Nadel、 Fred Hoffmann和Paul Young，只有古巴的展览《意外的发现》（Serendipity）是个例外。到了中午，我已经分不清哪个作品属于哪个展览了，整个展场成了一个整体，而且大多数作品都带着强烈的波普气息。后来，遇见了巴黎东京宫（Palais de Tokyo）的馆长Marc-Olivier Wahler，他说：“真是令人耳目一新呀，到处都是惊奇，而在大多数双年展上，看到的都是那些熟悉的面孔。”我来到院里的接待处，看到里斯本市长António Costa也在人群之中，另外古巴艺术家（Reynier Leyva Novo、 Duvier del Dago、 Rodolfo Peraza、 José Emilio Fuentes Fonseca [JEFF]、 Paulo Brighenti和Hugo Canoilas）聚在一个角落里面带喜色地聊天。我问罗马Depart基金会的主席Pierpaolo Barzan他对这个展览有什么感觉，他说：“上周我看了《更大的纽约》那个展览，不错，新人和新作的数量都超过了以往。”

那天晚上在Cervejaria Ramiro举办的晚宴极为热闹。那些友好的服务生热情洋溢，但实在太忙了，有点力不从心。因此Simchowitz也加入了他们，给我们上了各种各样的虾。艺术家Devon Costello绕着几张桌子来回乱窜，交易人Andreas Melas要了一瓶伏特加。本来服务生说他们一般不卖酒，但转眼间伏特加就冒出来了。吃得我牙都酸了，艺术家Michael Phelan递给我一片治牙疼的止疼片。后来一切都陷入了混乱。

一般来这里旅游的人都会到Sintra或者Algarve转转，但是第二天早晨我们直接南下，来到了Grandola镇，这个地方也叫“自由之都”，因为1974年反对法西斯独裁统治的革命就从这里爆发。小国家，小镇子，好像是美国的西部牧场，只不过这里的人们不戴牛仔帽，而是戴着整洁的驾驶头盔。我们在主街的Talha de Azeite用过午餐之后（这家饭店用野猪头作为装饰），穿过了宁静的广场来到了公共图书馆参加那个古巴艺术家联展《意外的发现》第二部分的开幕。市长，革命英雄Carlos Beato做了一次感人的演讲，大谈自由和个性表达的重要性，顿时，人群中的政治气氛浓了起来。Barzan说：“我能想象得出他站在坦克上的样子。”

去往Troia港的道路有些寂寞，要穿过一片绿色的田野，到处散布着松林和矮小的沙丘。突然，眼前一亮，看到了醒目的展览招牌“《布告板项目》（Billboard Project）”，这个展览的策展人是LAXART的Lauri Firstenberg 和Cesar Garcia。Carvalho提醒道，我们刚刚经过了继南非和加利福尼亚之后世界上最大的海滩，革命者也正是在这片海滩上播撒了愤怒的种子。这个装置展览位于15层的Troia精品酒店内，作品包括Duvier del Dago的蓝光装置《智慧、守卫和安全》（Intelligence, Defense and Security）。与这件作品并排放着的另一件作品由导弹和鲨鱼标本构成。看完展览之后我们来到了Carvalho的乡间别墅品尝那里的烧烤。一路上我们还投票讨论是否要在海滩停留一下，突然，有人“砰”的一声打开了一瓶香槟酒，大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湿透了的艺术家Phelan还有他后面的出版人Robert Norton。

我们回到庄园之后，Phelan迫不及待地跳入泳池，而我们则惬意地享用起了当地的塞图巴尔葡萄酒，听着旁边的男声五重奏乐队的清唱。烤猪肉和西瓜端上了餐桌，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样围坐桌前开始享用。由于人太多，我们时而能听到木头条凳发出的“咔嚓”声。最后一个人刚坐下，António Zambujo就动情地唱起了葡萄牙的法朵（fado）民谣，我们没几个人能听懂，就暂且理解成是送别“艺术葡萄牙”吧！正像这个国家水手的生活那样，在家的美好时光总是很短暂。

— 文/ Cathryn Drake, 译/ 梁舒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