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王[凡尔赛]

2010.09.28

上周一，人们不约而同地好奇道：“这是帕洛汀画廊的开幕吗？”但官方的回答是：非也，这是艺术家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在凡尔赛宫举办的个展——尽管空气中弥散着帕洛汀画廊的气息。但不管是谁的活动吧，有一点可以确定，这次展览已经成为了全球媒体的盛会。前两年，艺术家杰夫•昆斯（Jeff Koons）也在这座太阳王的宫殿里掀起了同样的轩然大波。

村上隆的这次展览得到了帕洛汀画廊的帮助和经济支持，与这家画廊签约的重量级艺术家大有人在，而在凡尔赛宫举办的这次展览似乎也是这家画廊的所有人一手策划的。这些重要艺术家包括村上隆、夏维尔•威尔汗（Xavier Veilhan，上一次在凡尔赛宫做展览的就是他），以及毛里齐奥•卡泰兰（Maurizio Cattelan，原先打算接着夏维尔•威尔汗在这里展出）。艺术商人伊娃（Eva Presenhuber）评价道“帕洛汀画廊拥有当前所有重要的艺术家。”但法国的文化部却似乎在给这家博物馆施压，让他们为法国艺术家和国外艺术家交替做展，据此，有传言说明年的明星将是伯纳德•维纳（Bernar Venet）。策展人Laurent Le Bon包圆了凡尔赛宫的所有当代艺术展览的策划工作，他以法国式的政治觉悟向我保证，除了凡尔赛宫的总裁Jean-Jacques Aillagon之外，包括他，谁也不知道下一位要在这里办展览的艺术家是谁。

但是我那天晚上根本没看见Aillagon大人，也许他正忙着给那些重要媒体发布新闻稿吧。当时，路易十四的后代正在对这个展览发起抗议，那些包在粗呢大衣里的冥顽不化的守旧派也认为这次展览纯粹就是“堕落之举”（这些人的确很固执，他们对展览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将手纸贴在画布上，然后称其为“当代艺术”）。而这些抗议活动却成为了媒体竞相报道的焦点。
面对这些抗议，展览也作出了相应的回应。很多新作都是镀金的（向太阳王致敬），有的还贴满了微笑的鲜花、色彩斑斓的蘑菇和金叶佛像，我都被弄得眼花缭乱了。艺术商Olivier Antoine说，要是村上隆能把他的《我寂寞的牛仔》（My Lonesome Cowboy，这件雕塑作品表现了一个漫画形象，他将自己的精液射成了圈状）也放入这个展览，并且把它放在王后的榻前，那这个展览就更有意思了（而且也更明确了）。

展览已经进行了数日，并且接待了成千上万名观众（大多数作品都在每日向公众开放的皇室寝宫中展出），周日晚，凡尔赛宫方面邀请了两百名贵宾参加正式晚宴，其中包括一些部长和重要的收藏家，例如François Pinault、Eli Broad，和Adam Lindemann。周二，凡尔赛宫为年轻人设立了参观专场，并且还邀请了歌手Uffie和永生乐队，这个乐队的主唱Pharrell Williams和村上隆合做的《简单的事情》（The Simple Things）也在这次展览上亮相，这是一个装饰得花里胡哨的卡通头像雕塑。他多次向法国这个热爱艺术的国度表示庆贺，而且还对帕洛汀画廊对这次展览的支持表示感谢。

帕洛汀搂着Patricia Kamp（收藏家Frieder Burda的女儿）出现了，毫无疑问，他是今晚凡尔赛舞会的焦点。他刚刚购买并开放了一个新的画廊空间，这层巨大的空间位于巴黎玛莱区的一座私人府邸。另外，他还租了画廊附近的一座楼中的三层作为自己的私人公寓，其中还将设立几间观景阁，大有艺术中的太阳王之气象。威廉斯、村上隆和帕洛汀构成了强大的阵容，很难说这些客人是冲着谁来的，也很难说当晚谁最闪亮。那些时尚粉丝问道：“马克•雅可布居然不在？”，这让人想起了村上隆与路易威登的合作（也许他们忘了，马克•雅可布此时正在纽约时尚周做展览）。足够令人惊讶的是，本次展览并不是由什么路易威登或康沙之类的奢侈品公司赞助的，而是由卡塔尔艺术博物馆董事会（Qatar Museum Authority）赞助的——下一个展览就是他们来做，因此有的人觉得他们很会算帐。

说了这么多，也忘了谈谈艺术本身的问题了，这些作品被玻璃罩保护着，上面还安装了特殊的监视摄像头，大有“当代文物”的意思。没人谈艺术本身的事，也许是因为现代科技的惊奇手段使然吧，在现场能看到的，媒体包里都有，所以没人感到惊讶不已。总之，大家都在排着队和村上隆合影，他也来了兴致，每张照片的表情都不一样，很“卡哇伊”。

— 文/ Nicolas Trembley, 译/ 梁舒涵

等待灵魂[台北]

2010.09.24

时差让人疲惫，的确如此。但它却成为当前双年展的一个共同特征，时差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尴尬的和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乘坐了三趟拥挤的班机，因为24小时的睡眠不足而视线恍惚，同时每个机场都令人不适地相同。当我最后于9月7日抵达台北参加2010年台北双年展的开幕式的时候，深感有必要重读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小说《形式认知》的开头，里面提出了他的（或者他笔下角色的）时差理论：她的灵魂被抛在身后，被收回到某种精神的脐带之中，跟在她乘坐来此的飞机的后面……但灵魂移动的速度没那么快，于是被甩在后面，必须等它慢慢赶上来，就像丢失的行李一样。

艺术家克劳德•万普勒（Claude Wampler）躺在双年展新闻办公室沙发的坐垫下面酣睡，等待她的灵魂慢慢复原，我没有看见她，差点也倒上沙发睡一觉，这又让我想到了吉布森。同时我至少看见两个疲倦不堪的艺术家强打着精神安装作品，不住地抱怨着：“妈的！”，然后以冲刺的速度离开台北市立美术馆方正的白色空间。看到此情此景，我更赞同吉布森的理论了。在台北呆了几天，对周围熟悉起来之后，我发现双年展的主题开始逐渐呈现，这进一步证明了吉布森的理论。这个主题即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时差，至少也是一种对时间差的好奇和不计成本的兴趣——其中最明显的是上一届和下一届双年展之间的时间差，同时也包括对于一个理念、一件作品、一个展览或一个机构最初的激动设想和后来的全面表现之间的难以捉摸的差距和间歇。我们也可称之为激进或大胆的计划在一个光滑的斜坡上被体制化的过程。

台北双年展最棒的地方之一在于策展人林宏璋和提尔达•佐赫德（Tirdad Zolghadr）没有设定一个主题。在展厅中没有以往那种故作可爱或含糊其辞的主题词引导观众参观作品，或向观众灌输某种解读，这种解读并非一定与作品联系起来。双年展另一个优点是：展览规模很小，以今天的标准看起来实在是非常小，仅有24名参展艺术家和34件作品。其中5件作品属于由徐文瑞（Manray Hsu）和瓦希夫•科顿（Vasif Kortun）担任策展人的“往届展览回顾”单元。莱娜•阿尔玛菲基（Lara Almárcegui），布拉克•德利尔（Burak Delier），欧文（Irwin），艾伦•赛库拉（Allan Sekula）和Superflex重新布置了他们在08年双年展上展出的作品。另外11名艺术家参加了一个相对较新的为期两年的项目，在此项目中他们先提出一个大致的作品构思，然后于2012年在台北美术博物馆中展出作品，同时参与一个长期的，密切的和紧密参与的对话，讨论在双年展这种形式和所谓当代艺术的教育转向之间建立一种建设性关系的可能。这个项目主要依靠一个在当地大学攻读博士的艺术家，并邀请一些参展人员至少是加入这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如果不是完全参与的话。

这听起来像是将展览作为艺术学校举办的又一次尝试。但这里值得澄清一下，双年展本身完全没有学院或教学的色彩。预展期间喧闹自由，让人高兴，完全没有任何迹象预示双年展的到来，这就解决了偶尔的情绪爆发或技术问题。美术馆中挤满了成群的背着书包的学生，他们不是来看双年展，而是来看另外两个同期进行的展览：一个是费城博物馆的重量级展览 “从马奈到毕加索”；另一个在地下室举行的展览也很棒，是台湾影像艺术家陈界仁的回顾展。在双年展开幕的前一天，美术馆员工仍然在粉刷展墙，安装电灯。在开幕当天，艺术家们仍然在调试装置，显示器，墙上的文字，同时从他们的时差，或宿醉，或仅仅是生活中其他的义务中恢复。直到开展那一刻前后，展览的气氛都非常轻松，没有表现或制造景观的压力。但这些元素在最后开幕晚会的繁琐程序悉数出现，特别是当DJ用《达拉斯》的配乐提示林宏璋和佐赫德发言，两人不得不忍受这种好笑的尴尬的时候（至少晚会的DJ还有点幽默感），同时Superflex带来了开放的自助酿酒计划“免费啤酒”，让在场每个人心情愉快。

展览中有20件新作品，包括西维亚•科波夫斯基（Silvia Kolbowski）包含文字和影像的三联画《又有一些咆哮？》（A Few Howls Again?）和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打击》（Strike），这件作品由一个砸碎的液晶显示器和一段艺术家拿铁锤砸显示器的视频组成（其实并没有真的砸）。包括夏哈布•夫都乌希（Shahab Fotouhi），克里斯蒂安•杨科夫斯基（Christian Jankowski）和白双全在内的几个艺术家将博物馆和双年展的管理以一种带点体制批判味道的方式进行处理（在新建立的台北当代艺术中心中举办的一个另类双年展，明确地反对台北双年展，这给体制批判这种策略带去了影响）。奥利维亚•普林德（Olivia Plender）和迈克尔•波特罗伊（Michael Portnoy）讲述了另一种关联美学。用林宏璋和佐赫德的话来说，他们没有想到双年展中超过一半的作品都和以前的老作品较劲：科波夫斯基借用了里希特的《1977年10月18日》，石晋华借用了博伊斯的《700颗橡树》，马里奥•加西亚•托雷斯（Mario García Torres）借用了迈克尔•阿舍2007年的装置作品《拖车装置》。

林宏璋低估了他自己和双年展，他说因为自己和佐赫德只有六个月的策划时间，同时在此期间博物馆还没有馆长，“所以我们最好的目标是办一个与众不同的双年展，而不是一个好的双年展”（正全力策划下一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安德里亚诺•佩德罗萨嘟哝到：“有哪个策展人会说自己想做一个和别人相同的展览？”）。

苏海•马立克（Suhail Malik）简要地谈了谈艺术教育和怎样反对艺术博士学位表面上无法避免的优越性。他对双年展做了最好的诠释：只有观摩其他艺术家才能带来更好的艺术。林宏璋说得更加直白：艺术家从他们喜欢的艺术家和学者身上学习。的确，所有这些都是大白话，但是它们也触及一个简单清晰的核心，在这里双年展和艺术学院可能以一种更加建设性的方式相交。

— 文/ Kaelen Wilson-Goldie, 译/ 梁舒涵

来自历史的风 ［北京］

香港的亚洲艺术文献库（AAA）“未来的材料：记录1980-1990 当代中国艺术”计划与美国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出版的《中国当代艺术：原始文献》

2010.09.16

2010年9月9日晚，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里，设立于香港的亚洲艺术文献库（AAA） ，携手美国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展示他们共同的成果——文献库的“未来的材料：记录1980-1990 当代中国艺术”计划，以及MoMA 出版的《中国当代艺术：原始文献》。这两个纪实项目通过记录、收集和翻译重要的论述、原始素材和文本，企图复原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来的发展轨迹。

作为开场白，亚洲艺术文献库的董事会主席杜柏贞女士（Jane Debevoise）说：“研究历史，既可以澄清事实，也可以提出问题。”亚洲艺术文献库的“未来的材料”既是一批可供研究者亲临检索的历史资料，也可以通过项目专属的中英文网站china1980s.org查阅。杜柏贞女士介绍，为了深入研究1980-1990这个当代中国艺术的重要时期，机构特地展开了一个专题文献项目，花了4年时间，收集、整理和保存这些弥足珍贵的纪实和原始素材。目前，这个项目已收集了数百本80年代出版物，完成了75 次录像采访及一部纪录片《萨特与邓丽君：1980年代的广东当代艺术》，并将包括费大为、张晓刚、郑胜天、吕澎、毛旭辉、吴山专等艺术家、批评家在内的私人珍藏进行了数字扫描。

纽约MoMA国际项目总监Jay A.Levenson先生介绍了《中国当代艺术：原始文献》这本书。该书甄选了前卫艺术团体的宣言、重要展览的前言、代表性的艺术家之著作、重要的评析论文等原始文本译成英文。书内收录的文本按时间排列，循序渐进地引领读者追溯中国前卫艺术由1976年至2006 年的演变发展。策展人巫鸿担任该书的编辑。由于通关问题，现场并没有这本书可供出售。

根据书稿的节选，郑胜天在书中回忆了80年代初被浙江美院公派出国的经历。当他在维也纳Belvedere美术馆参观世界上最丰富的克里姆特（Gustav Klimt）收藏时，刚取出相机就遭到保安阻止。郑胜天要求面见主管，并说这是为无数没有机会见到西方艺术原作的中国学生拍的，感动了保安，获准拍摄。郑先生这次带回国的数千张幻灯片和照片，不知为哪几位当时的学生、现在的著名艺术家点燃过一颗火星？

似乎到了回首往事的时刻了。今年，张晓刚出版了《失忆与记忆：张晓刚书信集（1981-1996）》，方力钧亦推出自传《像野狗一样生存》。读到94年张晓刚写给张颂仁的一封信，他刚添了女儿，为在成都买房，请张颂仁预先支付三万美金，承诺“一定以一张《全家福》来感谢”，谁也忍不住嘴角的笑意。年轻一辈谁能想象16年前，这位前辈为了每平方米2100元的房子，下笔请求时充满的羞怯和焦灼？

当晚的发布会安排了三位艺术家的简短访谈，他们是黄锐、徐冰和宋冬，这三位艺术家都是北京人。黄锐准备了丰富的“星星美展”的图片，访谈时间结束时，尚未来得及放完。徐冰讲述了他和中央美院之间的缘分。出生于60年代的宋冬告诉大家，无论“星星美展”还是徐冰的《天书》，他都看到了，虽然第一届星星美展的时候他才上小学五年级。随着年龄的增长，宋冬对所看到的这个世界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渐渐开始了自己的追问。

这两个项目的联合发布会已在香港、北京和上海分别举行，第四场将于10月15日在纽约举行。

— 文/ 任兰

光州怪人 ［光州双年展］

上周的一个午后，在光州双年展展厅一层的咖啡厅里有一个人，极尽宣传之能事，他拿着一份早报，向来这里喝咖啡的人展示前一天晚上艺术光州博览会的开幕：“我的照片上报纸了，”（“I am PHOTO in NEWSPAPER”看来此人的英语还有待提高）他向看见的所有人重复着同样一句话，也不管人家是感兴趣还是出于基本的礼节。David Weiss对着那张皱皱巴巴的报纸礼貌地点点头，然后转过头去跟熟人解释，说昨天晚上由于台风，他们转接的班机被取消了，他们五个人从首尔过来与其坐火车还不如打车合算。

2010.09.11

上周的一个午后，在光州双年展展厅一层的咖啡厅里有一个人，极尽宣传之能事，他拿着一份早报，向来这里喝咖啡的人展示前一天晚上艺术光州博览会的开幕：“我的照片上报纸了，”（“I am PHOTO in NEWSPAPER”看来此人的英语还有待提高）他向看见的所有人重复着同样一句话，也不管人家是感兴趣还是出于基本的礼节。David Weiss对着那张皱皱巴巴的报纸礼貌地点点头，然后转过头去跟熟人解释，说昨天晚上由于台风，他们转接的班机被取消了，他们五个人从首尔过来与其坐火车还不如打车合算。Mera Rubell回答道：“‘我的照片上报纸了’，不错，亲爱的”，但是却继续忙活自己的事儿：她的家族打算在华盛顿特区建立一家新的博物馆，此时她一边说话一边继续起草方案。这人还在念叨着：“我的照片上报纸了！！”，每个媒体旅行团的成员、每个策展实习生、每个当代的名流都能听见他的这句“咒语”，其实人家本来是在看过了楼上的四个展厅之后拖着疲惫的身躯来此歇歇脚而已。在那些展厅里陈列着9000件形态各异的艺术品，此时，距离开幕致辞只有两个小时了。

诚然，这样的小插曲在艺术界见惯不怪了（白南准中心前首席策展人Tobias Berger解释说：“首尔的所有开幕式都少不了他”），但是本届双年展的目的十分明显，用艺术总监Massimiliano Gioni的话来说，这次双年展体现了我们“一种对于图像创造的冲动，我们希望利用这些图像紧紧抓住我们行将失去的东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姑且把此人的举动当作Tino Sehgal式的行为表演吧。不难看出，这次双年展包含了图像中的人物，包含了拟人的图像，包含了“许多双眼睛和许多副面孔”（Gioni语），更重要的是包含了大量的多种图片的集合体——有用户生成的图像（这里重新展出了Franco Vaccari在1972年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的照相贴纸机，但是具有地缘政治讽刺意味的是，最初生产这些机器的公司已经被光州的一家公司所收购）、找来的现成图像（收藏家仝冰雪收藏的《一个中国人的六十二年影像史》是北京商人叶景吕从 1901年到1968年之间拍摄的肖像集合）、巧妙的形式主义图像（摄影家Fischli和Weiss合作的《可见的世界》用三千多张照片记录了他们在过去20多年中在世界各地的旅行，他们用这些照片铺满了长长的灯桌；Philip-Lorca di Corcia在过去25中拍摄的宝丽莱相片中精选的3000张，成一行布置在三面展墙上）、充分体现自我意识的图像（Dieter Roth用数台电视机搭建起来一堵墙，播放自己的活动过程； 谢德庆在1980-1981年整整一年里，每天每小时在打卡机上打一次卡）、可爱但却撼人的图像（Ydessa Hendeles展出了她所收藏的三千幅泰迪熊照片），以及惨不忍睹的图像（金边S21监狱处决犯人的照片）。

这回《十月》杂志的粉丝们有的可写、有的可读了——在一个展厅里，Sturtevant的丝网作品《沃霍尔式的花》（Warhol Flowers）和Walker Evans与Sherrie Levine的挪用作品“面面相觑”，这些作品总是被用来说事儿（一位批评家滔滔不绝了起来：“就是这么个简单的想法，但是我从没看见过！”）。对于在第四展厅内重新展出的Mike Kelley的展览《诡异》（The Uncanny， 1993），有的人赞不绝口，而有的人则认为那就是一堆死气沉沉的金属，当然，还有的人被这件作品给迷住了。但艺术总监Gioni还真是敬业，对于不同的作品他总是能够做出不同的描述，这可不是“博采众长”，而是生生的原创。在黑莓时代——3G的铺天盖地已经让韩国和日本的CDMA手机服务即将推出历史舞台——这也许就是我们能够期待的最好结果了：用打印机抓住那种转瞬即逝的体验，“当代的机械图像也参与进来，和其他形式的艺术争奇斗艳。”

我听到过的关于这次展览的最差的评论是说它太“文雅”了。
如果你看到Gioni和中国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罗中立的“疯狂”握手你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了。他们学校收藏的《收租院》群雕没能进入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这也许是策展人Szeemann最大的遗憾。

成功的双年展应该能让人们真正谈论艺术。那位“报纸哥”过去和下一位喝咖啡的人搭讪去了，还跟着他们到了周围的几个地方——策展人故意设定了不同的展场，每一个地方距离主展区也就两分钟就走到了，这是有意地为了和上一届拉开距离，这也是双年展的特征之一吧。趁此机会我和Rubells聊了起来。而且还碰到了本届双年展管理部门的几个重要人物，Wrong画廊的合伙人Maurizio Cattelan和批评家兼批评家Cecilia Alemani出现在光州艺术博物馆的入口处。Dakis又绕过来了（一个能说的凑了过来：“他参观了双年展为他举办的专场之后正坐着一架直升机在城市上空绕圈呢。”）。接下来的人可以按照击球的顺序排列（威尼斯的Bice Curiger、伊斯坦布尔的Hoffmann，还有第十三届卡塞尔文献展的几位成员），他们还在到处闲逛。那些交易人显得洋洋得意。那些未曾蒙面的人相互之间打量着，他们能够从对方的三种证件猜测对方是做什么的：入场许可证、媒体和临时人员，当然还有普通的工作人员。

开幕晚会上，Gioni穿着专门为他定做的韩国服装，使得他看上去很奇怪，而且还有点种族主义的色彩。每届双年展上，在双年展厅的两个一模一样的展厅中间的天井中都能看到这个仪式。用来形容这两个建筑的最贴切的词就是“后独裁式的庄严风格”。或者，致辞之后紧接着就是明星偶像云集的歌舞表演，那些穿着绿色制服（束腰外衣和鸭舌帽）的妇女被雇来做葱饼，那些普通的当地人也前来排起了长队，用一次性的盘子每人领一份。

我和那些策展学员站在后面，分享他们为时三周的课程的最后一堂课。我们从后面看到上百把塑料椅子，其中最重要的一行上面贴着名字，而其他椅子上的名字还依稀可见，说明这些其他展览留下的痕迹还没有全然散去，我觉得这完全可以算得上一件作品进入本次展览了。我来到了展览入口的一家户外海鲜餐厅，这也是上一届光州双年展的策展人Enwezor接待来宾的地方。Hauser&Wirthian画廊的馆长Gregor Muir和张恩利、Paweł Althamer和其他朋友围着一张桌子坐着。年轻的艺术家Jakub Ziólkowski为乔治·巴塔耶的小说《眼睛的故事》创作的69幅插图在这次展览上大放异彩。刘伟（既不是那个老画家，也不是那个年轻的雕塑家）的影像作品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部录像记录了他在6月4日问过往的中国人当天的日期，大多数人闻之即逃。

后来我们打车来到了5·18民主广场附近，参加了一个地下室派对，这个地方有一个开放的酒吧和很多的镭射灯。所有开销都包在四家画廊身上——两家西方的（Gagosian和H+W）和两家韩国的（Kukje和One and J），这是多么完美的政治方式呀！在这里，喝酒的喝酒，跳舞的跳舞，最后大家依依不舍地来到了一家俱乐部，一个男孩儿乐队“从天而降”。有人预先向记者描述了当天晚上的情况“你知道吧，完全是artforum.com上写的那样”。的确，对于这个派对也没有更多的可说了，总之，派对的目的达到了——吸引了媒体的目光。为了抓住展览的精神，我作文、插图以记之，因为最终，按照报纸哥的语言“we are photo on website”（我们变成了网页上的照片）。

— 文/ 田霏宇, 译/ 梁舒涵

平民走秀 ［北京］

2010.09.04

丝带配披肩（或格布衬衫、或花卉）有的时候特别出效果。张达，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自主创业的独立服装设计师以平切的“O型衫”为人所知。8月15日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他将自己设计的图案大秀特秀了一番。那些热衷于本土时尚的潮人，以及建筑界的人士齐聚尤伦斯的侧面展厅，用不锈钢杯品着清茶参加了张达2010年度《没边》秋冬装展示会。

尤伦斯文化教育部及公共项目部主管崔峤也说：“不想动脑的时候，去所有场合都可以穿张达的衣服。” 光今年一年她就为这家机构设计了300多个项目。 等人们撤走的时候，顿时她也不见了踪影。作为该机构为中国设计师举办和支持的头一个发布会，这个平民化的活动无疑有装模作样之嫌。

参加发布会的嘉宾进门先碰到Erwin Wurm的窄房子，再走过张洹气势撼人的装置——汶川地震中回收的火车残骸，最后进入一个大机构里典型的日光灯照明环境，到这当口，时尚的性感和华丽差不多已消失殆尽。展厅中央堆放着的是一大堆破败的家具，这是来自艺术家汪建伟的收藏。主办方非常慷慨地把发布会定在下午三点半到四点间，但是三点二十的时候展厅内还是稀稀拉拉，没多少人。那些时髦人士坐在墙边，守着那些“衣衫褴褛”的沙发和散落周围的临时板凳。

从毛时代的中山装到酸洗的李维斯，再到Gucci(或山寨Cucci)，大陆的时尚潮流也造就了一大批雄心勃勃的本土设计师，如王一杨的“茶缸”、“素然”牌子，还有张达，他们决心在大牌割据的时代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他们不喜欢主流的俗气，强调带有中国特质的原创。他们往往也“浸泡”在勇气、速度、简约和中性的气氛中。

展厅迅速被人潮填满（“迟到三分钟最时髦”一点不假）。非常建筑工作室的张永和和鲁力佳夫妇对着那些来势汹汹的“80后”的照相机镜头笑得有气无力，直到设计师／时尚信徒（川久保玲线路）刘治治把他们带到前排。走秀的模特由设计师的朋友和UCCA的工作人员担任，听说为了这次活动，他们已经练了好几个星期的瑜伽。现场音乐混合了琵琶和电子乐元素，由颜峻策划。模特们微笑着向观众里的熟人点头打招呼，还有的从柜子里取出装着零食的瓷碗分发给观众。

其中的一个模特，平面设计师孟可说：“本来说要扮演我们自己，但快开始的时候他们跟我们说要带有表演性质”。另一个观众说：“表演中擦家具这个环节挺让人受不了的。”家务和时尚不可同日而语，但要不是那些鲜亮的颜色和波点上装，模特恐怕早就与观众融为一体，时尚直接走向大众了。

尤伦斯外聘艺术指导广煜指着走道中间的戏剧导演和演员徐昂说：“我最喜欢那套”。徐昂此时正在麦克风前比划着，全身上下大红大绿，复杂的花纹看得人眼晕。穿这种衣服要想不被人当成上海睡衣帮，还真需要勇气。

模特前脚刚走，客人也离开了大半。都说纽约节奏快，但北京的节奏更快，那些忙碌的专业人士匆匆出发，赶往下一场周日活动。也许他们发现自己就是活动重点，有些不耐烦了。清场人员一拥而入，他们有的拔设备电线，有的过来打扫过道里留下的零食，收获颇丰。这既是一次反商业景观的活动，也是社会主义时尚秀的初次登台。

— 文/ 安静, 译/ 梁舒涵、杜可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