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是尤利娅·施托舍克收藏（Julia Stoscheck Collection）的杰里米·肖（Jeremy Shaw）个展的开幕，这也算是今年柏林艺术周和双年展正式开始前的预热。因为疫情防控措施，开幕当天JSC门口不可避免地排起了几十米的长队。今年的艺术周不能像往年一样随意，想要进入各个画廊和机构必须先出示时段预约证明，填写供防疫追踪用的个人信息表，戴好口罩，消毒双手，备好自己的耳机或是拿上一次性耳机罩。作为今年欧洲少数能够成功举办的实体艺术盛会，这也是自由散漫惯了的柏林观众在规则上必须做出的一点妥协。

杰里米·肖的泛虚构影像作品“量化三部曲”（Quantification Trilogy）触及的主题似乎为今年艺术周的氛围提供了一个浓缩而富有启发性的铺垫：对身体近乎仪式性的关注、“返祖”的媒介与信仰、边缘社群以及群体关怀。三部曲之一的《阈限》（Liminals，2017）以伪“真实电影”（cinema verité）形式记录了一个边缘社群的日常练习：他们试图通过从瑜伽体式到重金属式摇摆甩头等“宣泄”动作来划破现实屏障，进入实体与虚拟之间的精神空间，从而拯救未来已丧失信仰的人类。这部影片精确地点出了贯穿今年艺术周各类活动的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处理自己和群体的身体，如何摆放“不合时宜”的自己。毕竟，经历了前半年的物理隔离和封锁，几乎所有人都对因长久无法出门而日渐疼痛或麻木的身体和精神产生了全新认知。从这种状态来看，此次艺术周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社会挑战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尝试提供疗愈。

虽然整个过程不乏尴尬，但所幸“菠萝王子”并没有因为一次直播变成“菠萝油王子”。或许恰恰是因为其尴尬而非娴熟，才让这场听上去让人又期待又嫌弃的直播变得比较可以忍受。当然，也真的有人看得欢乐不已——“美貌+智慧=壮实，哈哈，哈哈！”并不断在直播间送出飞吻。这种充满爱的反馈毫无疑问来自胡向前的熟人，十有八九也是八分之一法国血统的美女作家（参考自百度百科）杨好的熟人，总而言之，艺术圈中人，而非那位个子最高但脸蛋儿最难记住的小明星的粉丝——据本次直播拍卖“多余的画廊”组织者尤洋在朋友圈发来的实时报道，确实有数位木子洋的粉丝亲临现场，在户外“非常有素质”地关心自己的偶像，不过看照片人丁并不十分兴旺。不过直播观看人数上百万这种数字显然不是（还不是）当代艺术圈的常态，在连拍卖过百万的消息都变得越来越稀少之后，文章点击量过千的已经是重要人物，过两千就可以算一夜成名，当然了，除非你愿意购买流量，瞬间冲到破万，然后宣称这也是一种“行为”（想起1994年春节晚会上黄宏那句“生旦净末丑，是谁谁明白”——顺手一查，94年春晚的时候这位木子洋还是个襁褓婴儿）。那位“哈哈，哈哈”的朋友断言，以后艺术家跟网红绑定肯定是大趋势。

从直播的前几天起，朋友圈里就已经开始造势，铺天盖地而来的胡向前的形象，无论是现实主义版本的还是漫画版本的——已经有一阵子没有这么集中地看到过这张脸了，上次似乎还是不苟言笑的古装形象。十几

今年，巴黎的春天在隔离中被彻底辜负。从5月11日开始结束隔离到逐步解禁，目前法国每天仍有上百例新增病例，然而咖啡馆、公园、电影院均已重新开放。一方面法国人民的生活似乎某种程度上有归入正轨的迹象，另一方面，仍有大部分人在家办公。以法航为代表的企业普遍亏损严重，经济仍待重新振兴。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法国经历了黄背心运动、退休改革游行；疫情稍平息之后，法国社会和政治领域就恢复了自己跌宕的变化节奏：第二轮市政选举，执政三年的总理Édouard Philippe卸任现职回到自己的家乡做市长，法国的医生和护士上街游行要求提高薪酬，Black Lives Matter运动……

原定于5月份，后改期为7月2日到7月5日的巴黎画廊周是疫情以来的第一次画廊的集体亮相，可以说是艺术市场亟待的一场迟到的春雨。巴黎画廊周史无前例地聚集了多达60家画廊，散布在巴黎的玛黑区、8区、左岸Saint-Germain-des-près以及位于巴黎Pantin-Romainville郊区的新画廊区。3号这天，我从巴黎左岸出发开始画廊参观。老牌画廊Vallois为了和画廊周时间对接，特意推迟了他们的画廊30年回顾展的开幕日期。我在门口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口罩后踏入门内，却发现画廊内包括工作人员在内，并没有人戴着口罩，随后发现大多数其他参展画廊亦是如此。附近Kamel

我今年最喜欢的一件作品来自中国网友：他们把一篇被删除的关于Covid-19最早吹哨人的采访转成各种“无用”的语言发在微信朋友圈里，包括十六进制、表情符号、甲骨文以及J·R·R·托尔金（J. R. R. Tolkien）发明的辛达林语等等。不难想象，这些版本的最佳观众群恰恰是审查者本身。

5月22日，因疫情推迟了两个月的画廊周北京在798开幕。我在东八时区稍坐了一会儿，听策展人张涵露、艺术家王拓和批评家杨北辰谈论怎么“取悦”那些挑剔的官方“批评家”。当天有一位稍微年轻一些、可能对文化也更了解的官员到场，不少机构都对自己的展览含糊其辞，以便顺利过检。或许形式上的限制反而能够激发出创造力（就像我今年最爱的那件作品）——但如何面对无处不在的政治压力呢？无论是当下的动荡还是大环境的收紧，统一的官方叙事还是官员的无作为：这些迫在眉睫的话题在画廊周期间的整个798艺术园区基本是缺席的。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是我的第一站，也是唯一一家通过策展来处理后疫情生活议题的机构。张慧英雄主义式的、几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护士肖像；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作品里戴着人形面具在福岛一幢废弃大楼里舞动的猴子；夏娜·莫尔顿（Shana Moulton）录像装置里强迫症一般的自我保养程序，虽然没有直接回应疫情的议题，但都预见了当下时刻的来临。当然了，我远称不上一位中立的观察者——2018到2019年我曾经在UCCA工作过——但这个题为“紧急中的沉思”的展览的确让我们有机会思考一下今天这个反乌托邦世界背后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成因。

3月24日周二上午11点，邮箱里收到一封人事科的来信，大致内容是：由于COVID-19的蔓延，基于健康和安全的考量，建议员工们继续在家办公，直至4月13日。当然，这个日期依然可能是暂时的。从1月末的某一天开始，几乎每周都会收到人事科通知，而通知里的居家办公截止日期也在不断往后推延。

我去年12月初搬来香港工作。从11月结束近一年的东亚考察后回到上海，仅隔了一周就匆匆搬来了香港，带了很有限的行李，也未及和朋友们报备新的去向，想着两地往来是那么方便快速，找个周末就可以飞个来回，而3月就是香港巴塞尔博览会，有的是机会和居于各地的朋友们相聚，互通近况。可未曾想，至今还没能回过上海，而香港巴塞尔也在眼见疫情几乎失控的情势下宣告取消。于是，除了来香港后的第一个月在办公室里适应新的工作系统和同事们之外，之后的日子大部分都在一种隔绝环境中度过，这种隔绝环境不仅是指实体的房间内，也存在于心理上。即使在3月上旬疫情有过短暂缓和，人们试图重新展开一些活动的时候，我的内心似乎也并没有做好碰触身边这个艺术圈的准备。而随着第二波输入型疫情的袭来，原本已经开放了的艺文空间（包括我所供职的美术馆）又再次关闭，似乎在我的心理上又添加了一个正当的理由：“先等等再说吧，现在不是一个和他们聊天的好时机。”

不知道有没有人统计过，随着疫情的扩散、香港巴塞尔的取消，究竟有多少本地的展览和活动随之取消或者延期。由于延烧了

下午晚些时候，烟雾笼罩了达卡的Shilpakala学院。透过烟雾，我们偶尔可以看到零星的火焰。交谈仍在继续，没人知道自己看到的到底是什么，直到一群穿着银色危险品防护服的人爬上一个土堆。我们望着“月球人”，“月球人”看管着火苗，这是瑞士艺术家拉斐尔·埃夫蒂（Raphael Hefti）熔炼表演的一部分。该作品原本是为米兰的一座火山委托制作，按照展览说明上所写的，这场重金属表演目的在于传达人类文明史诗的一部分。但不幸的是，对我来说，它只引发了我周围观众的陈词滥调的思考和不合逻辑的评论。“伦敦是我去过离达卡最近的地方，”站在我旁边的一位女士说道。如果我从未去过伦敦砖巷（Brick Lane），我可能会以为这是个荒谬的说法。

当天早上，我抵达达卡，为的是参加第五届达卡艺术峰会开幕活动。这一双年展由萨姆达尼艺术基金会（Samdani Art Foundation）主办，基金会创始人藏家纳迪亚和拉伊布·萨姆达尼（Nadia and Rajeeb Samdani）担任总监，戴安娜·坎贝尔（Diana Campbell）任首席策展人。下午，我参加了一个小组座谈会，讨论本届峰会展览的“制作和去制作”，今年的策展主题“地震运动”（Seismic

“今天天气好晴朗…”早上十点，“艺术长沙”的大巴徐徐启动，领队用清亮的山地嗓音唱起了歌。歌声被众人打断后，她仍然保持了职业态度，继续热情讲解长沙的历史文化娱乐。

到达全天活动第一站——美仑美术馆时，美术馆所在的湖南美术出版社大院里已经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逾百人。大家都是为陈淑霞与尹秀珍双个展而来。在宋冬策划的尹秀珍个展“废园”现场，作品《般若波罗蜜多》（2019）为观众提供了轻松的互动时刻。参与者通过抽签，有机会获取墙上条状的白色纺织物。有抽中的观众，脖子上搭着白条，面带喜色进进出出。和我同行的艺术家王智一和策展人戴卓群都喜欢里层展厅正中央的《歪塔》（2019）。这座“塔”被艳色衣服包裹，由带着小轮子的基座托底，塔尖直抵天花板。戴卓群仰望着塔顶说：“挺有仪式感。”我则对地面上挡住去路的《浪》（2019）产生了兴趣。宋冬写在走廊墙上的文字描述了这些铁做的波浪：“几十个锈迹斑斑的浪刀席卷而来，如同路障粗粝。”

在“艺术长沙”的设置中，美仑美术馆的双个展被描述为平行展，主体展览的开幕放在午后。已经进行到第七届的“艺术长沙”，今年的主题为“经验与策略”。分布在三个不同展场的展览都以艺术家个展为基本组成单元。在湖南省博物馆举办的开幕仪式上，省博物馆主展区策展人舒可文对自己这部分展览的主题“经验的位置”做了简单解读：“我们个人的经验与时间的秩序是有关联的。如果只关注当下经历，那未来与过去就不能形成一个聚集点。”这座以考古文物闻名的博物馆内聚集了罗中立、段建伟、杨茂源、何岸、梁远苇五位不同世代的艺术家个展，五个人各有各的媒介和主题，但彼此又并未完全分隔。

夜抵蓉城后，看到手机上显示的研讨会地点，我好奇问起司机成都是否有岛。司机说有，因为近些年成都多了好几个人工湖。翌日上午，近四十位艺术家、艺术研究者以及策展人，汇聚在成都麓湖畔。由麓湖·A4美术馆举办的“从街头到语言：2008年以来的西南行为艺术”开幕研讨会如期举行。一行人在美术馆门口集合，登船前往麓湖生态城的云朵乐园。

会议在岛上的寻麓君咖啡馆举行，分上下两场，议题分别为“行为艺术的记录与资料”和“行为艺术的档案与研究”。如果说展览旨在提示当下（2008年后的新动向），开幕研讨会则是强调历史。上半场首先发言的机会交给了温普林，他的语言与记忆一样鲜活。三十年前，这个东北嬉皮士来到大西南，和本地人玩得不亦乐乎。“中央来人了！”讲起当初南下时西南艺术家的反应，温普林的话引起笑声一片。作为中国早期行为艺术的记录者，他坦承参与其中的驱动力主要是好奇，跑到成都是因为“这里是中国唯一一个接受行为艺术的城市，看到这帮兄弟做的行为艺术很感动。”温普林回忆了自己说服中央电视台的《美术星空》栏目组去西南拍摄行为艺术的理由：“行为艺术如果不记录就转瞬即逝。我的片子既记录了作品诞生的现场，也留下了个人的青春记忆。”

的确，“那段岁月是难忘的，”批评家陈默感慨，“我们有很多大小聚会以及公开和不公开的活动。”陈默和周斌一直致力于在本地院校做行为艺术的推广与教育。而坐在一旁的艺术家周斌，言辞简练，用几个成语概括了心境：“在成都做了22年的行为艺术，过去是静水深流，薪火相承；现在是厚积薄发，新人辈出；未来是居安思危，舍我其谁。”

“Inter-World-View”，顾名思义，代表了不同世界观之间的交流。这场由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发起的跨学科交流活动被安排在一个紧凑的档期中间：前有纪念利奥塔著作《后现代状况》出版四十周年的“后现代及其后”研讨会，后接青年学者云集的第四届网络社会年会“网民21：超越个人帐户”。与前后两个学术高压项目相比，“Inter-World-View”显得更加草根、甚至野生：参与人员背景多样、报告呈现形式灵活。然而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大概在于时间线拉得够长：连续十天从早到晚、从晨读到工作晚餐的活动安排得密密麻麻，算下来所有与会人员要共处一室超过100个小时，贯彻了一种当代鲜见的肉搏交友理念。

早在九月份发出的活动招募公告中，主办方就明确提出与会人员要保证至少十天的在地参与，以确保每个小组在完成自己为期半天的展演之余，还有九天半的时间为其它小组充当观众。这与“后现代及其后”研讨会上日本学者东浩纪（Hiroki Azuma）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他看来，要改变游戏规则，观众至关重要。在我们向垄断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单一优化逻辑发起对抗的过程中，如果想让小到体育竞技、大到政体模式的“语言游戏”能够以真正多元的形式存在，就必须正视“游戏观众”在这一机制链中起到的牵制作用——没有观众督导的游戏可以任意变动规则，观众是多元世界观各自成立的前提。

在全体与会成员的见证下，“

中国有句老话，“民以食为天。” 在世界各地的艺术周期间，人们最期待的环节之一就是无节制的免费晚餐。这次上海的一系列盛宴则是从现代集团为庆祝他们与余德耀美术馆和洛杉矶郡立美术馆（LACMA）合作而举办的一场私人晚宴开始。有人告诉我，这将是整个艺术周期间唯一一场LACMA的CEO兼馆长迈克尔·高文（Michael Govan）和余德耀同时出席的晚宴。

周一晚上七点半，我准时抵达时尚的开放式厨房小餐馆Bloom，它们以精致的小碟餐点而闻名，如海胆烩饭和半烤金枪鱼。但餐馆的招牌菜——松针熏仔鸡只上给了余德耀。晚宴进行到一半，他站起来讲述了自己早年在家禽上的成功投资，这项事业也让他开始了艺术收藏并创建余德耀美术馆（最近，余德耀美术馆与LACMA和卡塔尔博物馆群之间开启了历史性的合作）。如果他盘中的那只仔鸡是故意为之的道具，那真是非常高级的公关方式。如果不是的话，那就称这为机缘凑巧和余德耀绝妙口才的结合吧。“不好意思，但我时间不多了，”这位企业家在演讲结束时说道，并以身体不好为理由提前离场。“我从来不习惯这么做，但是……请支持我们！”

两天后，作为余德耀与LACMA合作首展，由LACMA当代艺术部主管莉塔·冈萨雷斯（Rita

大巴驶过那座长十公里的跨海大桥就到了崇明岛。隔着车窗望去，车外绿意盎然，让人心情舒畅。偶尔从树缝里漏出来几幢房子，则多少显得寂寞孤单。心里不禁感慨，无论是什么样的人造物，与大自然相比，都是渺小无力的。

一路上，工作人员向我们讲述崇明岛的一些情况。据说年轻人大多已经离开这里，到城市去工作，岛上剩下的都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有一个村子，现在只剩下四位老人，平时他们就一起互相搀扶着出门遛弯。如何让这个地方重新恢复活力，的确是个大问题。

停车场距离前哨当代艺术中心2.5公里，沿河专门修了一条小路，途中放置了12件雕塑作品。在我们往小路走的时候，几位当地农民与们擦肩而过，他们怯生生地看着这群外来者，满面微笑，却充满疑惑。一路偶尔有车辆驶来，大家纷纷逃到路边的泥地里躲避那飞扬的尘土。估计在不久的将来，这条路应该会被修建成便于城里来旅行、采风、休养的旅客行走的道路吧。

首先迎来的是陆平原的作品雕塑作品《星期六——花脸雪糕》。站在巨大的雪糕下，远远望去能够看到远处草丛中若隐若现的白色雕塑群，那是徐震的作品《欧洲千手古典雕塑》。两个作品在广阔的田地中，异常突兀，似乎昭示着某种完全异质的、高级的文化力量将要来改造这片尽管已经被开垦但仍然保持着文化处女地身份的土地。再往前走，便是庄辉的作品《公园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三日黑背生大名县旧址乡高庄村民合影纪念》。这是一幅尺幅惊人的超大幅照片，里面就是几百名村民的合影。照片中的景象恰好与我们身处的这个农村现状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让人感到心痛，很自然地为城市化发展对乡村社会的破坏感到担忧。

同样作为实践者，艺术家与策展人的关系令人尴尬且害羞。照理是共同打理家业的手足关系，却总是一不小心变成员外与正房的关系或，员外与侧室的关系或，员外与婢女的关系。因此，当看着策展人们罗列起来谈各自的实践，对于坐在台北市立美术馆视听室红沙发椅上作为艺术家的我而言，有种角色互换后诡异的奢侈感受。

CIT19（Curators’ Intensive Taipei 19）国际论坛为期三天，以“跨领域策展、展览机制和教育转向”、“跨地域、跨文化的策展与地缘政治”以及“策展与艺术史的构建”三个命题，串起十五组关注策展实践的策展人、写作者、研究者。如果单就讲题来看，会以为这些实践者们似乎有志一同地以跨越及连结作为关键手势——无论其工作内容及形式是更着重在时间或是空间——来针对“超越”工作，以想像当下的策展是什么，可以是什么。但实际上，讲者们对下列问题的思考大相迳庭：艺术在当今讨论的重点为何？谈亚洲的重要性为何？及在上述两个提问的前提下，艺术与地缘政治的关系为何？所谓的大相迳庭并非指方法上的暂时殊途，而是指定义的差异之大，导致同归的可能几希；而对于原点与目标的不同设想，当然也影响了实践过程中在地与全球的关系、作者与观者的关系，或换句话说，在“我们”、“你们”、“他们”人称之间游戏规则的订定。与其假装大家都在共作，下面我将列出对立项，而前两天的论坛也的确上演了两路头也不回的生产性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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