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FILM & VIDEO
2012年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中那首标志性的《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去年夏天在金钟或是铜锣湾的大道及天桥上被反复唱响，半年后因不同的事件触发在微信朋友圈被频频转发；除了在中国，它也在过去的几年中在土耳其、乌克兰、伊拉克等地被合唱和传播。雨果原著在当代世界的回响除了这首再创作的歌曲外，去年由拉吉·利（Ladj Ly）执导的同名法国电影也可概括2019年世界所浮现的变化。
电影开始，我们跟着第一天入职的新警察的视角开始熟悉巴黎93省圣德尼的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居住区。光是在街道上巡视，这个社区的面貌和潜在问题就一一展现：高失业率导致的众人游手好闲、未成年人犯罪、市场上兜售假货等。警察的存在，起初不过是参与到这种平静的无序中：时而威胁路边少女，时而挑衅问候小混混，三人漫无目的地行驶，以轻微激怒本地居民的方式来维持自己外来管理者的权威，想必是在这个地方实践出的一套工作方法——直到马戏团的一头幼狮失窃了。
三名警员在侦查出偷狮子的嫌疑人青少年伊萨并对其进行追捕的过程中，因受到大群伊萨玩伴的干扰，一位警察慌乱中向伊萨开了布弹抢，伊萨晕倒。这一切被一架无人机拍摄到。警察立即开启紧急行动——不是救治伊萨，而是找到无人机的主人。
这个任务是和时间赛跑，一旦视频被上传到网上，政府的声誉和三个人的饭碗就丢了。警察需要发挥出他们工作中所积累的本地人际资源。自此开始，我们对这个社区的认识逐渐深入。不同力量统治着社区，从以“市长”为头的黑帮团伙，到黑白通吃的警察以及和警察关系不错的贩毒团伙，从吉普赛人马戏团，到宗教精神领袖，这些势力各自为谋，虽然互看不爽，但为了保持各自的地位还得心照不宣地彼此配合。为了追寻无人机主人——也是一个孩子，原本角力和博弈的动态平衡被打破，各方势力出动。过程中尤为激发思考的，是新警察斯蒂芬和社区伊斯兰领袖萨拉之间短暂的辩论，前者提醒后者2005年警察和社区少年冲突致意外死亡最终引发了什么悲剧后果：持续三个礼拜的全国暴乱|#note1||#note1|[1]||。也是这一点说服了萨拉——一位视社区秩序为己任的长者，他的名字在官方恐怖分子名单上——让孩子将视频文件上交给了警察，“挽救”了一次政府公信力危机。这几个势力的较量看似构成了电影全片的戏份，然而当事情看似平息之后，以不同办法解决问题的人没有想到，观众更没有想到：问题本身起义了。
故事以一场少年们事先策划的对警察及其他本地强者的残暴报复结束。作为成人的观众与片中各强势力量一样，对这个结局没有预感。在影片大部分时间都被忽略和噤声的未成年人突然从社区各处出现，他们数量众多，组织慎密，对暴力的决心像毫无预兆喷发的火山。最后十五分钟，从感知异样到面对面的战争，烟雾、伤痕、石块、汽油弹、仇恨在短时间内使狭窄破败、被涂鸦覆盖的公屋楼梯间成为与外界切断联系也没有逃生希望的炼狱。电影的叙事节奏及最后一场戏的拍摄都描绘了暴乱者那太过可见的形象和成为暴乱者那不可见的过程之间的张力。
孩子是一个个体位于社会中所面对的诸多影响力量的接收并发生作用的场域，他们的道德感和价值认同是相对流动的，同时也更易走向极端。达内兄弟（Jean-Pierre Dardenne和Luc Dardenne）2019年的新片《年轻的阿迈德》同样选择刻画一位“过于虔诚”的穆斯林少年的世界来展开对西欧移民问题复杂性的思考。在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Ruben Östlund）的旧作《儿戏》（2011）中，儿童也是激烈社会矛盾的微型剧场。电影讲了两个白人和一个亚裔小孩被非裔移民青少年霸凌的故事，故事中大部分时间成人是缺失和无能的，最后终于现身竟假装有资格教育儿童。电影中，对于无论肤色所有儿童来说，成人世界显然更加危险和不可理喻。《悲惨世界》（2019）正捕捉了青少年与此般成人世界及其所代表的世界秩序的无望的决裂。
影片中还有一个富有意味的安排：三个警察中，向伊萨开枪的是从小在这个社区长大的瓦达，理应是对这里的青少年最能够共情的一位。他的“失手”也许释放了一种潜意识的（自我）憎恶，这一枪也构成了一个无论如何都逃不出暴力恶果的命运循环。很多这些孩子的父母先辈来自法国的前殖民地，他们居住在统一接纳移民或引进劳工的郊区公屋——不义历史的不完美解决方案，一出生就成为“问题”。电影中体现出的社会困境映射了关于暴力和恐怖的全球性状况。关于这个问题，哲学家朗西埃认为“反恐”这样的“预防性正义”背后是不可和解的逻辑：反恐不区分已经发生的恐怖和可能发生的恐怖，因此在恐怖本身消失之前不会停止；但是，对于那些其出生即是创伤的存在者——如出生在战火或贫民区的人——来说，他们所必须忍受的生命的恐怖永不停止。在恶性循环中，瓦达和伊萨二面一体的心理症结无法通过强力的社会治安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悲惨世界》既反应了有具体历史脉络的法国社会矛盾，也是世界正在经历的人道危机的缩影。
前几年在美国开始的“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也审视警察针对少数族群的暴力执法及其后果。“黑人命也是命”与过往的少数族群民权运动不同，其不是以抗争者的固有身份为连接，而是强调共同的遭遇和感受。抗议的对象也有所变迁：从体制的不公正设定（如种族隔离），到被系统默许的暴力。被默许的暴力侵害的，原本是少数和边缘人，但近年来我们发现，“少数人”越来越多，成为了“singing people”，但他们仍在边缘，因为依旧不被听见，或像圣德尼的青少年那样，在维护整体社会秩序的名义下是可被牺牲的。
2019年另一部电影《小丑》也是这样一种越来越被普遍感知的被剥夺感在大荧幕上的共振。小丑从弱者到“暴徒”的蜕变，是一个愤怒的人放弃了被代表的诉求，也放弃了成为体制正统成员的努力，他明白唯一可以改变现状的途径是自我认同为更加边缘的人，成为法外之徒，“潜入黑夜的盗贼”|#note2||#note2|[2]||。“以暴制暴”这一看似有违道德的选择（或别无选择），前所未有地被千万人认同并演绎着。在2019年一整年爆发在全球各个角落因不满于社会现状而对政治和经济建制发起的抗争中，人们最终纷纷选择成为“勇武派”，在电影上映后戴上小丑的面具。
相对于《小丑》中的好莱坞式自洽叙事将人的反抗大程度归结为出身和童年，《悲惨世界》则将人们在夹缝中寻求尊严的状态以及选择暴力反抗的人所遭受的结构性暴力敏感地刻画出来。导演将这种结构性暴力的复杂历史原因巧妙地凝结在足球上。影片以2018年世界杯法国队获胜的全城欢庆场景开场——包括伊萨在内的93省少年们从家里出发去巴黎城中看球，与其他千万法国人一样，为胜利狂喜，随后加入凯旋门前的欢庆队伍。足球是在社会生活其他面向中被压抑的国家主义和暴力倾向最好的发泄渠道，是被撕裂的社会的止痛药。止痛药无法治疗撕裂，片中警察队长克里斯在办公室随口抱怨：他宁愿对手克罗地亚队队员拿到金球奖，也不希望黑人法国球员姆巴佩赢得，而姆巴佩是这些移民后代少年的偶像。不难想象，法国队员们的肤色让克里斯感到恼怒。一个有种族歧视倾向的警察接管移民社区的治安，后面发生的故事也不是不可被预见。
注释：
|#note1top||#note1top|[1]||2005年，法国警察在追捕一群青少年时，其中三位为躲避而闯入发电站，两人触电身亡，对警察过度治安的不满导致了持续三周的全国暴乱，8000多辆汽车被烧毁，近3000人被捕，两人在暴乱中被殴打致死。时任总统希拉克启动了全国紧急状态。本片导演拉·吉利曾拍摄过2005年事件的纪录片，此次长片中的一些演员也是在他在拍摄纪录片时认识。
|#note2top||#note2top|[2]||在这里我们也可能联想到齐泽克经常重提的问题：银行和抢银行的人，哪个是更大的恶？他在讨论当今世界的“新气象”和“对于 ‘和平和安保’ 的过分推崇”时写道：“激进的社会转型怎样发生？绝不是欢欣鼓舞的胜利，甚至也不是引起媒体广泛争论和猜测的大型灾难，而是 ‘像潜入黑夜的盗贼’ ……”（引自《光天化日一盗贼：后人类时代的权力》，翻译：程月旻，出版：泼先生实验室）
文／ 张涵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