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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到黑暗的深处

季丹,《危巢》,2011,纪录片,剧照,142分钟.

十年前,季丹结束了藏区的拍摄,回到内地,重新调整视角,寻求镜头所向。她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感受:“那时开始看《南方周末》,就看到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了,然后就有一种渴望,想进到黑暗的深处去??进到黑暗的部分,那是有社会义愤在里面的。”

十年后,她的这些感触,在《哈尔滨旋转楼梯》之后的作品《危巢》里得到了最强烈的回应。《危巢》最终的剪辑版本将近两个半小时,拍摄从2009年初开始,到2010年的春节结束。它聚焦于北京南郊以捡垃圾为生的一家人,浓重的笔墨落于正在当地打工子弟学校上学的姐弟三人身上。

他们的小屋建在一片如同荒原的平地上,那其实是一个用各种捡来的废料搭建起的窝棚,周围堆放着各种垃圾。季丹说,当年这里有许多填埋垃圾的大坑。但在影片中,这种景观已经改变,大坑已被填平,小屋如同一座孤岛,据说也很快会被拆迁;周边视野所及之处,已经有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头顶的半空中,也密密交织起一道道高压线;姐弟三人上下学的路边,竖起了各种房地产楼盘的广告。

这就是影片描述的生活。在现代化和都市化日日扩张步步逼近的语境中,它描述了一种与之脱节的生活历程。正如视觉上他们的住所和周围景象构成的隐喻关系,它暗示了这一家人在这个社会上的位置。他们从哪里来?为何落到这样一种孤立的处境?影片并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老家似乎在安徽,但显然已经流落异乡多年,难以回去,碰到最实际的困难,也无处求援。

《危巢》作为一部令某一部分社会现实得以伸张的纪录片,不仅具有当代性,更拥有一种迫切性,那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题材,以及因这题材而引申出来的社会问题。实际上,这样身份的人物和形象,在多年来的纪录片甚至主流媒体中,并不鲜见。城乡接合部、打工子弟学校、边缘人物、弱势群体,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某种符号或概念化的人物——大量的图像,大量的再现,并未提供诸多有效的途径,让我们真正见识和了解他们;他们成为无法被辨别的一群,更多是在以自己的窘困,为种种社会现象和问题代言。这样的再现并非没有意义,但总归有限。

正因如此,《危巢》所挟带的生硬和痛感是如此凌厉。它的迫切指向了一种生存的焦虑,以及因这焦虑而产生的挣扎和对抗。这尤其鲜明地呈现在两姐妹身上,开篇即是:她们不安于在打工子弟学校上学,谋划着让弟弟去考黄冈;她们跟老师和父母争论,也试图去打工??她们不到19岁,但毫无保留地使用全身的力气来争取,可能她们相信,上大学是惟一的出路,也是她们能想到、能去做的全部。

她们的面孔和语气让人感到那样坚定和决绝,然而,这种抗争在物质现实前流失得那样容易。弟弟考上了黄冈中学,但一家人没有办法解决学费,最后只能放弃。整个过程在影片里展现出来,对每个人都如此艰难;它也让人看到成长,弟弟最后对姐姐说出的一番话让人吃惊:他还是一个少年,若不是那样的生活,他便不会有那样的领悟。

如果影片止于同类,它也可以成立,但季丹并没有关掉她的摄像机。她更进一步深入到了这种生活的内部,让人看到了这一家人之间,彼此依赖但又紧张纠结的关系。他们的争执,甚至在年夜包饺子的时候也在延续,他们感情激烈的程度,与平时相比并未消减。那些场景让理解他们变得更加复杂,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如此真切和接近。这正是季丹的摄像机与他们达到的距离,无论怎样的情形,她始终在场,她努力地接近,近到那种程度,再也没有余地。

这不是每一个拍摄者都能做到的,虽然这并不是惟一的方式。它已经不是旁观,而是沉浸其中。这需要勇气,也包含了欲望,尤其当面对一种艰难和痛苦杂陈的生活。季丹提供的视角既不是新闻记者的,也不是社会工作者的。她对这个时代人的生活的描述,揭示出一个底层。这个底层有多辽阔?我们无法丈量。但她让人看到了,“它是社会和人性中废墟的部分。废墟自身有它足够的重生能量。”

作者为独立影评人、电影策划人

本文经作者同意转载,原文刊载于2011年9月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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