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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摄像机的人(上)

Michael Auder,《Narcolepsy》(视频截图), 2010, 彩色录像,22分钟28秒.

早在80年代初,我看到迈克·奥德(Michael Auder)的录像,印象深刻。片中,奥德的女儿亚力桑德拉五岁左右,在观看自己出生时的录像。这件作品多少让人想起实验电影人斯坦·布拉哈格(Stan Brakhage)的影片。和布拉哈格不同的是,奥德并没有将家庭电影变成高雅的艺术形式。他对于“美学距离”(aesthetic distance)并没有太多的考虑,对于展示生孩子的详细过程,未曾多想。奥德只是为他的摄像机找到了最清楚的角度---一个镜头展现的就是一个胎盘。另一个镜头是正面拍摄妻子维拉弯曲的双腿,婴儿从母亲的身体里爬出来,还加上了几年后亚力桑德拉看到这个录像的场景。奥德之所以是个极为有意思的电影人,并不是因为他去拍摄女儿的出生情景,也并非因为他采用过去四十年里拍下的日记式素材,而是因为他会去重新利用那些素材,根据谁在看这些画面去重新定义所拍摄的内容。人们不禁去想,当一个孩子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自己出生的场景时,对他/她意味着什么,在这种画中画的时刻,公开与私密,父母与孩子,清晰和模糊,明白与未知,它们之间的分界有哪些被打破了,这都是要思考的问题。

奥德1944年出生于法国小镇苏瓦松(Soissons),最初在巴黎做时尚摄影师,和实验性的Zanzibar电影团体一起工作,认识了维拉和演员路易斯·瓦尔登(Louis Waldon),这二人当时因为拍摄安迪沃霍尔的《蓝色电影》(Blue Movie,1968)而被人所知。奥德和维拉以及瓦尔登拍摄了一个电影(16毫米和35毫米)题为《忙碌不停》(Keeping Busy, 1969),这部片子可能和他早期的影片一样,已经丢失了。之后他与维拉去了纽约,搬进了切尔西酒店,在那里他遇见了实验剧情片导演雪莉·克拉克(Shirley Clarke)。同年,克拉克购买了一台当时很流行的便携式录像机索尼Porta-pak。

奥德创作的大量作品,几乎涵盖了录像技术发展的整个历史。他在Bushwick狭小的工作室的一个房间,里面堆满了大大小下过期的硬件,都是过去十一年里使用过的。他之所以保留这些东西,不仅是因为情感原因,而且因为他需要去看那些他还没有来得及数字化的作品。曾经,他将四千小时的录像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将它们转到硬盘里,输入电脑。奥德说,自己好几年都没怎么拍新录像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处理已经“在里面”的作品。当他开始将目光转向外面的世界时,几乎都是通过手机摄像了。

准确复杂的剪辑技术和低端的摄像机结合,形成了一个二十分钟的名为《嗜睡》(Narcolepsy,2010)的片子,它与我之前看过的奥德的任何作品都不像。里面刻画了一个貌似坐在餐厅座位上熟睡的年轻女人,运用了多个叠加的画面,12种叠加的背景音。低画质的画面让人想起超8,不过颜色都非常柔和,看起来也并没有褪色。画面的质感,尤其是对这个女人脸庞的特写上,很有古典大师画作的那种沧桑感。五六十年代,很多先锋电影人都喜欢采用画面叠加这种手法,有时候是为了省钱,多少也是想和传统电影的线性叙事有所不同。虽然叠加产生了平面化的空间,但奥德的画面却看起来更深邃多变。一只宠物兔在床上蹦过,雪地里跑来一匹狼,爪子下悬着一只野兔。水龙头里涌出的水,在窗户上凝结。许多裸体男人从海里爬到了岸边。在影片结尾,两个小女孩冒险进入一条河流里,浅滩上留下她们的踪影。背景乐中,拉长的警报,湍急的水声,急促的呼吸,最后是奥德急促的喊声:“快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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