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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的棉农，河南远赴新疆的采棉工，广东棉纺工厂的制衣工，成衣卖场的销售者和采购者，共同串成了片中的一条棉花产业链。本片经过拍摄，剪辑，搁置，梳理，再剪辑，反反复复，历时八年，最终成片，定名为《棉花》。棉花在这里不是隐喻，不是符号，而是一个具体的实物，是所有人赖以谋生的劳动产品。双膝跪在地上播种棉花籽的农民父子，父亲耐心地给孩子传授种植的经验；远赴他乡日夜劳作的摘棉花女工，为生计愁苦却又对生活充满信心；告别故土多年在制衣工厂加班做活的男人，对故乡的农事怀念万分；卖场里扭动着身姿展示着新衣的姑娘们，艳俗的妆容却并未令远道而来的外商止步，后者毫不犹豫地签下大批订单，迫不及待地催促新单…这些素不相识的群体，各自扎根土地，前往土地，离开土地，从土地获益（或微薄，或丰厚），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被同一条生产链拴在了一起。有人仅仅为了改善眼前的生活，有人野心勃勃地扩大商业帝国。细想有些出乎意料，但真实情况却也如此：社会主义中国大西北土地埋下的一粒种子，经过无数人的双手，最后可能装点了资本主义世界某条大街的一扇橱窗…
《棉花》这个题目听起来非常简单，但正是这种简单却具有一种宽泛性，成为导演把握素材和寻找核心思想的一个考验。实际上，这部耗时多年完成的影片，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内容和信息，层次丰富。在躬耕于棉花田的农人身上，我们总是体会到有点苦涩的温情，那是人性良善的一束微光，支撑着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活下去。这些场景也是全片最从容最舒缓的一部分。当镜头来到河南滑县一位摘棉工的家庭后，焦虑感渗透出来，年轻的农妇为生计忧心忡忡。这份焦虑感在挤满女工开往新疆的火车上，达到顶点，并且一直蔓延开来，无论是挥汗如雨的棉花地，加班加点的服装车间，还是催促订单的商场，这些人造风景形成的空间仿佛都被这种在当下中国占主导情绪的焦虑感吞噬。多摘几棵棉花，多熨烫几件衣服，多卖几条仔裤…在极为简陋甚至低劣的生存环境里，所有人都在卯足劲儿活着。这股上了发条的驱动力，令人在巨大的麻木中，可以忍受无休止的枯燥与重复。个体具体的幸福需求，被压缩到最低。
多年的记者生涯，令周浩具备了一种能快速融入新环境的能力。无论是《厚街》里鸡犬不宁的出租屋，《差馆》里正常上班的派出所，还是《棉花》里更衣的女工宿舍，这些不那么方便让外人进入的场景，都清楚地坦露于他的镜头前。但是，与另一位更善于潜入拍摄对象生活的导演徐童不同的是，周浩虽然走进了被拍者中间，却又保持着一种疏离感。也就是说，他在缩短物理距离的同时，又主动地拉开了心灵的距离。在这方面对比来看，徐的作品是带有温度的，连续“揭短”的镜头永远埋伏着下一场冲突，拍摄者主观迸发的情感在镜头前时常无法把持；而周则带着淡淡的漠然冷静，仿佛时刻在告诫自己要克制收敛，将主观的“我”压缩到最小，直至隐形。正因为如此一贯而来的客观，造成了作品本身无立场或立场模糊的状态，成为观众指摘的一处软肋。它在人物命运的挖掘和社会问题的批判上，走得还不够深远，缺乏尖锐性和力度。比如产业工人权益，女性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中国农业经济长期以来的单薄落后，土地资源的被破坏等等，这些透露出来的问题，在片中也都只是点到为止。导演对此的解释是：只是观察记录，不做评判。于是选择后退而不是向前一步。希冀观众以更多元化的视角去看待所拍摄的一切。这点在他之前的作品《厚街》和《差馆》中就体现出来。导演对每个群体的情感分配，是非常平均的。情感偏颇只在观者心中。
倘若抛开一切的社会成因，进入到拍摄者和被拍者的关系中，事情就变得简单了。也许，在此用一种无能为力的宿命感来描述二者，会更为恰当，前者是日常的观察者，后者顺应了命运的安排——对他们而言，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人类的生活轨迹大抵如此。从这点上讲，周浩和他跟拍的那些将生命消耗在繁复劳动中的人们一样，也是一名手工劳动者。他们在建立好拍摄关系后，于各自的作业中，冷暖自知，互不相干却又甘苦与共。
文／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