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COLUMNS

  • 蒙太奇之手

    《凡高》(Van Gogh ,1948)这部电影的吊诡在于,其一方面在着力从历史主义层面出发建立艺术家编年史实,似乎试图履行画家与作品间某种“客观”、“宿命”的时空关联这一传统契约,却在另一向度上,不断通过反时序(achronique)的方式冲击、僭越这种实践:选取的作品与画家的生平只存在一种松散的对应关系,甚至有时是刻意的弹跳与规避,如用画家中年的自画像代替其父亲的面目。作品在谱系中的节点,被蒙太奇之“手”轻松的打断与重组。而画家也丧失了人的面目与事实,被赋型为自己作品中的角色。作为“自画像”的他者,其时间经历被剥落为一种绘画中的意象——诚如Jean-Luc Nancy所言,每一幅都依稀象征一种远离(éloignement)或死亡(mort)的态度。完全的虚构中,时间,与作品,与人事实上沿着各自的方向发展,而只是在电影性的外观中获得短暂且机智的相遇。艺术史家的愤怒恰来源于这些画面中的历史性“刺点”:作品被从所属之地剥离,成为“他处”的游荡者;而画家则甚至不存在,我们无法看到他参与绘画的“手”,而只能窥见他灵魂在画面出没的些许印记。这个广袤的他处,这个解域的平面,便是电影内力运转的区域,在此完成的是画家与艺术作品都变转化为他者的惊人举动,然而在电影的表面--银幕上却能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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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预言里没有救赎

    爱略特(T. S. Eliot)谈论但丁的时候曾经说过:“但丁的作品是一种视觉化的想象。” 也许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特质,八个世纪以来,但丁的《神曲》成为视觉和造型艺术生产取之不尽的动力来源。从波提且利(Sandro Botticelli)的冷静权威到多雷(Gustave Doré)的墨质黑暗,从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戏剧构图内的暗涌到达利(Salvador Dali)色情的邪恶,从罗丹(Auguste Rodin)大门上的痉挛身体到卡尔波(Jean-Baptiste Carpeaux)对饥饿恐慌的激情雕刻,无数艺术家的创作灵魂因这部史诗而悸动。最近加入这个行列的是中国纪录片导演赵亮和他用三年时间拍摄制作的电影《悲兮魔兽Behemoth》(后简称《悲兮魔兽》)。

    无论是HBO纪实Vice系列充满好奇的新闻调查,还是最近的《宫殿之城》(The Land of Many Palaces,2014)里社会学意味的个体关注,对“鬼城”这一现象以及它政治、经济、社会根源与后果的观察在国内外的新闻及影像创作中并不难找到。集体性遗弃所打造的世界末日般的场面无疑为全球化的图像生产和循环提供了非凡的景观。对于这样一个已被从不同角度分析过并以不同方法展示过的课题,赵亮有他独特的处理。他借用《神曲》的梦境方法和三界框架,进入内蒙古庞大的重工业产业链。影像始于土壤,在无数工人让人敬畏的身体的驱动下,经过红色的地狱(煤矿、铁矿、钢厂),灰色的炼狱(疾病、医院),最后到达蓝色的天堂(鄂尔多斯的鬼城),对仍在发生的自然和人文双重灾难进行审视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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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命的密码

    湖南江永乡下,破旧的长廊下,常常坐着一些老年女性闲话家常,何艳新也是她们当中的一个。若非懂得女书,她的日子会如许多乡下妇人一样,安于一方,在繁忙的农事和养儿育女的劳作中,悄无声息地度过一生,将人生的无言苦涩埋进土里。然而,生而灵秀的她自小从外婆那里学会了女书,这不仅给了她一项异于他人的“技艺”,也成为支撑其人生的一个精神后盾。

    从《女书回生》的题目来看,它很容易被理解为一部以打捞民间文化为主题的专题片,但作品本身较好地避开了这一猎奇色彩的名号。在江永县河渊村的石头小巷里,导演从何艳新的日常生活切入,刻画出一个性格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时常出现在镜头前的还有与主角结为姐妹的学者刘斐玟,陪伴何大部分人生的同村结拜姐妹,以及她的女儿。她们聊天,干农活,做手工,煮饭。片中男性人物的存在感偏弱:一位是何艳新已故的丈夫,几张照片和妻子的一些回忆再现了逝者生前的点滴,即使何的丈夫生前与她有过矛盾争吵,也只是被生者寥寥几句带过;另一位是同村结拜姐妹的丈夫,一位勤劳隐忍内向的男性。这几个少有的男性角色基本处于暗哑缄默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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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影像与现实的循环寓言

    最初在对《少女哪吒》期许里,我试图用时下最为风靡的几个产业词汇来框定这部电影:互联网基因+青春题材+国民IP。仅就片名而言,它有着广泛植入国民记忆的神话IP——“哪吒”,而“少女”成长记又是近年被资本助推至顶峰的青春题材。同样,影片的众主创,导演李霄峰,笔名Liar,曾经翘楚西祠及各大电影论坛的写作者,若换成时下时髦用语,则属于BBS时代的“网红”先锋;原著绿妖,同样是BBS时代的网络写手,著名北漂女作家;监制沈旸,操办上海国际电影节多年,近年来监制《白日焰火》等诸多重要新锐作品;制片人冯睿也同样媒体出身,有过成功的产业运作经验;联合制片人沈祎,又叫“四猫”,新一代网路女神级艺术家代表,资深媒体人,摄影家,批评家,策展人;编剧之一王沐,在不少重要平面及网络媒体有过专栏写作履历,也是极具潜质的85后编剧,电影策展人。这样青葱而豪华的幕后主创,绝对可以堪称是最具“互联网基因”的,亦因此在影片宣传期内,网易电影曾经组织过一场名为“互联网养大的一代电影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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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国

    一个男人跨出小轿车,跑步穿过高大的城墙,赶着去开会。他就是周浩最新的纪录片《大同》(又名《中国市长》)的主角,古城新建的规划和主持者,前大同市市长耿彦波。以煤矿产业为经济支柱的大同如今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且面临着经济转型的重大挑战。市长耿彦波认为大同的优势和独特之处在于其1600年的文明史,因此他想以文化产业为切入点,重塑大同面貌,带动城市经济。如此庞大的社会工程必然有其代价,其中一个重大问题就是50万人(大同人口三分之一)的搬迁。

    标题过后,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对准了一处拆迁工地附近的小学,放学的学生正陆续离开学校,大门十分斑驳,与之前崭新的城墙形成鲜明的对比。学生穿过一条小巷,用衣物捂住口鼻以挡灰尘,新建的城墙和古老的寺庙塔楼朦胧地矗立在背景处。无论是借用儿童对未来进行隐喻,还是工地和寺庙的近远景共存,画面内容和构图无疑都是精心挑选和设计过的。开篇短短的三分钟内,电影完成了一次简明而多面的论述,关于大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关于拆迁所涉及的利益冲突,关于我们观看处理类似题材的独立电影时带有的主观判断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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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偏见的矫正

    作为中国版的《十二怒汉》(12 Angry Men),《十二公民》出人意料地有几分好看,这对于没看过之前几版(1954年美国电视原版、1957年美国导演西德尼·吕美特[Sidney Lumet]版还有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Nikita Mikhalkov]版)的国内普通观众,以及对该片有所了解的影迷或者专业人士来说都是如此,不同观影群体或多或少都能从中获得观影快感。原作本身的无懈可击为翻拍片提供了最实用的拍摄指南,但完全照搬只能适得其反,而这正是导演徐昂在影片中做得极佳的一点——挪用中的再创作,或者说,进行了有效的本土化处理。

    观察网友对该片的批评,大多集中在场景舞台化,表演话剧腔,群像人物符号化,无法成立的背景假设,结尾的讨好意味太明显,整体缺乏电影感等等——的确,影片中最电影化的镜头应该是那个以男主角何冰为轴心的360度环绕镜头,配之环境声还原的蒙太奇段落。然而这些批评大都带有一种人云亦云的麻木不仁,而这一点恰应和了导演希冀在该片中讨论的现实命题。导演在解释拍摄影片的初衷时谈到:“与观众做一场理智的对话,并为司法系统与普通民众找到一扇沟通的大门,”其在再创作中试图把握的最耐人寻问的一点即是如何在强势的社会舆论的软暴力下不抱偏见的独立思考,保持冷静,并坚持对真相的不断探索。这些问题看似宏大抽象,但却是我们处于当代的社会人都应该补习的一课,如同片中导演设计的这次学生“补考”一样。在我看来,模拟西方法庭与陪审团制度首先便是意味深长又不失幽默的暗示,仅这种形式就极富讽刺和荒诞之感,在虚构中窥视和反思现实生活,效果一点也不比让摄影机穿梭在居民小区中逊色——试比前不久上映的《闯入者》,“现实主义”也只是一种风格和方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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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只是历史的人质吗?

    《闯入者》上映,极低的排片率被导演王小帅以毫不掩饰的失望情绪表达为“从业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王小帅是聪明的,他没有将自己的作品称作“艺术电影”,反而代以“严肃电影”的说法。平心而论,他对电影市场利益至上的赤裸面貌以及缺乏调控与相关制度扶持的“控诉”也是谨慎而稳妥的——恐怕任何人都难以勉为其难的将中国电影产业当下的现状视为成熟或正常,恰好是那些新自由主义的膜拜者们,如果他们把这个现状跟他们所俯首帖耳的好莱坞相比较,就更难得出美妙的结论了。王小帅对这个必然到来的舆论战显然有所准备。

    那些费尽心机挤进热门档期的“严肃电影”中最惨烈的例子莫过于许鞍华的《黄金时代》。跟《闯入者》不一样的是,《黄金时代》体量太大,如果不进入商业院线搏杀一番,那么近亿级的投资将万劫不复,因此《黄金时代》只能说是在选题或者说整个影片的把控方向上出了问题。娄烨的《推拿》倒是淡然的在院线里走了一回,自己也打趣般的独白“散客也要做”。如果陈可辛的《亲爱的》也能划入“严肃电影”的话,那么他应该是最大的赢家,不过他从没有以要做一部“严肃”电影的心态做电影,他只是用他在商业市场里身经百战的一身技艺严肃的完成了一个冷僻选题。我对王小帅的言论抱有理智上的认同,却对他原本持有的那种乐观情绪(“排片至少也应该有8%-­‐10%”)表示些微的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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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不到岸的才是大海

    爱恨别离,生老病死,祖父母的暮年岁月和儿孙辈行将开启的人生交替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南方某个普通家庭最日常的写照。杨平道在导演阐述中表示,当他意识到将自己抚养长大的祖母不久将离开人世后,决定拿起摄像机,为祖母和她奉献毕生的家庭,留下一些记录,于是就有了这部《生命的河流》,也成为他对创作和人生的一次重新审视。

    影片采取了记录与剧情交叉的形式,时间的先后顺序也有意打破。碎片式的拼贴,真实与臆想的碰撞,令它的节奏陷入了人为的凌乱中。但也正是这种凌乱,反而契合了生活本身的琐碎。这些琐碎就和祖母逐渐失去的记忆一样,真假难辨,含糊不清。在老人身体尚健之时,和大多数中国老人一样,她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对晚辈的照看上,但是含饴弄孙的生活似乎并未给她带来充足的幸福。衰老给身体和精神形成双重的损伤和折磨。在人生临近尽头时,她回忆起自己的儿时:是母亲用两担谷给她换来一个婚姻,小女孩不得不顺从命运的安排,将自己剩下的人生交付给了另外一个家庭。只有在行将就木时,在自己养育的孙儿面前,老人才喃喃道出了这份吞咽了大半辈子的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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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乡愁

    “我感觉不到疼痛了。”说完这句话不久,肖邦就辞世了,当时他38岁。这是1849年,肖邦的葬礼在巴黎的La Madeleine教堂举行,他的尸体埋葬于巴黎Père Lachaise公墓,而这里的肖邦并不完整,依照其秘密遗嘱,心脏被他的姐姐偷偷带回故乡波兰,安葬于华沙圣十字教堂,从此他的身与心便相隔千里。肖邦20岁离开波兰,之后再没回过家乡。

    荷兰艺术家圭多·范·德·卫夫(Guido van der Werve)以肖邦的故事为引文创作了作品《十四号,家》(Nummer veertien, home)(后简称《家》)。影片主线是范·德·卫夫的一次疯狂征程,他从华沙出发,沿着肖邦心脏最后一次的旅途逆向而行,以铁人三项的形式完成1700多公里(铁人三项长度的7倍半)的路途抵达巴黎,并将在华沙的肖邦故居收集到的一小罐土壤带到他在巴黎的墓碑前。 影片同时编织了同在20岁就离开家乡远征并英年早逝的亚历山大大帝的传奇,完成了一次关于孤独与乡愁的史诗般的叙事。影片开启,一个后拉镜头优雅地将画面缓慢打开。白色大理石雕像,黑色蛙人独奏着钢琴,室内乐团和合唱团制造挽歌般的旋律,最后蛙人打开教堂大门在一道光中离开。这个庄重又好奇、简单又微妙的开场预示了整部影片一项惊人的能力和成就,那就是以开阔而不失精准的格局将貌似对抗的概念——古典与现代,优雅与暴力,浪漫与残酷,结构与感性——几近完美地融为一种干净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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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智之堂》导演欧仁·格林(Eugène Green)访谈

    在电影人欧仁·格林(Eugène Green)的第五部故事片《上智之堂》(La Sapienza, 2014)中, 名为亚历山大的中年法国建筑师来到意大利,准备完成一本关于巴洛克建筑师弗朗西斯科·波罗米尼(Francesco Borromini)的书。他的妻子阿莲诺和他一起前往意大利,二人通过和一对年轻人高弗雷多(Goffredo)和拉维纳(Lavinia)的对话,精神上得到了洗涤和重生。影片在美国由Kino Lorber发行,2015年3月20日开始在纽约林肯广场电影院上映。格林在此讲述了这部影片。

    我是做不了年代片的。我认为当下的时刻包括过去和未来。我相信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是人们处在一个虚假的现在中,缺乏内在的精神生活。我的影片之所以运用巴洛克艺术和传统,是因为从巴洛克风格中,我们能看到活着的种种可能性,这方面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层面;在拍电影时我尤其喜欢借助巴洛克风格去表达,因为对我而言,电影是最善于表现精神存在可能性的艺术形式。

    我做戏剧导演多年,我认为戏剧和电影非常不同。在戏剧的世界,一切都是假的,为了达到一定的真实,有必要去经历绝对的虚假。电影则恰恰相反,原始素材一直都是真实的碎片。观众欣赏佳片时,能看到这些碎片汇聚成一个只在屏幕上存在的真实,在放映的过程里,这个现实也变成了观众的现实。

    我做第一个电影《每夜》(Toutes les N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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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艺术模仿生活

    “所有伟大的虚构电影都倾向于纪录片,就像所有伟大的纪实文学都倾向于小说。” - 让·吕克·戈达尔

    一架DV,两具身体,十六首诗歌,雎安奇的《诗人出差了》讲述了一段生命体验。诗人竖(原名侯献波)自我放逐来到中国的西部新疆,走过湖泊和沙漠,经历友情和妓女,完成了一次实像而隐喻的旅途。是虚构,是纪录,还是个人散文?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出差了》是一部拒绝定义的作品。不过,凡艺术创作大概多少都会带有某种作者的自传色彩,然而在《诗人出差了》中,影片的动机直接来自导演雎安奇的亲身经历。他出生于新疆,19岁离开,西部在他人生性格的形成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暑假间这位少年会搭乘大卡车在新疆到处旅行,一路结交朋友,并在这里完成了性的启蒙。2001年雎安奇回到新疆进行了一次即兴的旅行,一路的体验和思考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而那次即兴旅行的路线之后就成为了竖的地图,电影也因此成为一次对私人历史创造性的构造和重建。

    《诗人出差了》中所有的人物全部由非专业演员扮演,这一方法给了电影现实主义的支点。无论是爱森斯坦的典型人物理论,或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对非职业演员的运用,又或法国导演布列松采用的取自生活与存在状态(而非表演)的模型人体的演绎方法,如法国评论家巴赞(Andr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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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寒来暑往

    新疆的棉农,河南远赴新疆的采棉工,广东棉纺工厂的制衣工,成衣卖场的销售者和采购者,共同串成了片中的一条棉花产业链。本片经过拍摄,剪辑,搁置,梳理,再剪辑,反反复复,历时八年,最终成片,定名为《棉花》。棉花在这里不是隐喻,不是符号,而是一个具体的实物,是所有人赖以谋生的劳动产品。双膝跪在地上播种棉花籽的农民父子,父亲耐心地给孩子传授种植的经验;远赴他乡日夜劳作的摘棉花女工,为生计愁苦却又对生活充满信心;告别故土多年在制衣工厂加班做活的男人,对故乡的农事怀念万分;卖场里扭动着身姿展示着新衣的姑娘们,艳俗的妆容却并未令远道而来的外商止步,后者毫不犹豫地签下大批订单,迫不及待地催促新单…这些素不相识的群体,各自扎根土地,前往土地,离开土地,从土地获益(或微薄,或丰厚),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被同一条生产链拴在了一起。有人仅仅为了改善眼前的生活,有人野心勃勃地扩大商业帝国。细想有些出乎意料,但真实情况却也如此:社会主义中国大西北土地埋下的一粒种子,经过无数人的双手,最后可能装点了资本主义世界某条大街的一扇橱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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