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的原作：深圳大芬村

目前，不知名的中国工人拼命制造各种产品以及贪婪的中国造假商剽窃西方创新成果的双重形象在国际社会的集体意识里占有很大分量，因此大芬的形象恶化似乎不可避免。但只要去做个实地考察，哪怕是随便走走看看，也会发现前段提到的类比根本站不住脚。大芬村的制作更倾向于模块化而不是机械化：比起严厉的工厂管理人员下达生产配额的工作方式，这里的系统运行更像是委托任务通过拜占庭式的社会网络从客户到中间人，再到工作室的过程。绘画所用颜料，基底，画功都根据质量进行了一丝不苟的分级，而且单笔订单常常分给很多小型工作室共同完成。当地价值链把“原创性”放在首位同样挑战了那种认为大芬作品是僵化、毫无个性的抄袭的陈词滥调：按某知名大师的“风格”修改的作品比纯粹的模仿画卖得贵，而在价值链的最高端，大芬艺术家的原创作品被放到作者本人名下以真正艺术品的身份对外出售。

当然，对大芬村更复杂，更微妙，有时也是更令人困惑的反响并不存在于媒体，而是在其他艺术家的作品里。第二届广州三年展上，中国艺术家刘鼎用装置“转型期的标本——产品”，2005说明了他对大芬村的反应（那届三年展的主题重点是珠江三角洲，包括深圳）。当时刘鼎从大芬村雇了一批艺术家，让他们在一个三级的木制梯台上作画。十三名参加项目的画家在三年展开幕期间，从始至终拼命临摹同一幅画——一张瀑布和树木的萤光风景图，上面有两只徐徐降落的仙鹤。梯台暗示的等级制度说明艺术家承认大芬画工并不是互相毫无区别的一群人，而是一个一个的个体，他们参与的系统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前进的希望。同时，作品还委婉地嘲笑了双年展系统里的艺术家们自身所从属的潜在等级。然而，因为作品把画工们像串场表演的演员一样展示给国际观众看，他们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代理机构，这样就很容易让人再度联想到没�

刘鼎作品，第二届广州三年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