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议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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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五月风暴不仅代表着一个标志性的历史时刻，也不仅是学术研究的一个议题，它具有的是更为广泛的意义。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们已经目睹了对五月风暴运动的种种重新评判，当时的进步力量们经常受到严厉的攻击，因为他们破坏了整个社会中稳固的价值体系。具体点说，他们要求历史、身份、欲望的个性表达能够在任何时代都得到认可。他们相信差异性能够并应该成为一个具有创造力的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这样可以终结他们所称的与他者的一致性，从而发展元身份的新形式。今年是五月风暴的周年纪念，与此相对的是二战结束和柏林墙倒塌的周年纪念，在这样的时刻，Artforum将五月风暴作为了本期探讨的主题：五月风暴是对团体与个人本质的双重改写。在一个由阶级分化和等级制度停滞（被具有爆发力而又孤立的挑战所中断）所定义的战后和冷战背景下，一些个体相信，只有对人所处的地位身份进行持久性的再审视，才能形成一套良好的人类关系，而不是通过某个单个的运动。他们正是为此而战：敏感度的提高，对现有一切日益产生怀疑。如今，五月风暴已经远远超越了它自身的界限，抵达了过去与未来的彼岸，在回顾它的时候，也不应仅仅从政治和审美的角度去探讨它。

当我们想到对于理论和实际的不同模式的争斗时，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对于每个艺术或者常规性的活动的评判，与早先发生的重要社会变化是紧密相连的。对于我们这些成长在70年代的人而言，我们最早的策展人、评论家和编辑，都经历过五月风暴所带来的挣扎和希望，那些个体们，他们意识到，要想改变一个极度不公平的社会，就需要对这个社会中艺术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完整的重新思考。需要付诸于行动的、持续而充满自我意识的批评性思考正是艺术变革的必要条件。思考与实践这两种模式的变化，在于对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崭新认识,以及在面临日益强盛的团体权力时，对生产关系的重新理解。那些最棒的博物馆都制定了普及大众的教育项目。甚至前不久关于艺术市场的困惑的讨论，也可追溯到40年前就已经引发的争论：质量问题一直饱受困扰，参考术语也一变再变，在市场交换和艺术的重要性之间很难找到一个清晰的关联之处。五月风暴之后的日子里，成功跨越以上这些层面的多重性语言终于出现。

因为五月风暴，原本是要与现实的社会结构进行交战，而不仅仅是给人以模糊的希望，所以当时出现的新兴艺术都是围绕着对组织与交换所提出的疑问而展开。从那一点上讲，要想理解任何一件“作品”，都应当把对文化关系的重新思考纳入进来。突出的例子是Lawrence Weiner，那一年，他的作品Statements是一本六十四页的书,里面包含着对24件作品的描述，假定的前提既具普遍性又很特别，将物与物和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的图解。艺术家掌握了一种实践的可能性：它指向了众多具体的空间，而不仅仅是单个艺术品的物理存在。同时，他也提出了一种与文化和社会等级制度的崩溃保持同步的平行方法。

五月风暴留下来的另外一个影响就是我们的注意力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转移到了全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上。生态环境学对于政治激进主义者而言已经是“可以接受的”领域了，即使是绿色运动也是由五月风暴的重要人物发展起来的（例如，德国前副总理Joschka Fischer是将绿党政治带到欧洲的重要人物，他也是60年代末期革命运动的中坚分子）。从1968开始，只有极少数的艺术作品预见到了从政治意识到环境意识的这种转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那些意识到这种转变的艺术只有人们回顾它们的时候，其先知性才被发现。

Joe Goode, 《日历：洛杉矶艺术家和他们的车》，1969，平版印纸

在此，让我们看看Joe Goode1968年在洛杉矶创作的这件单纯而又愉悦的作品，他拍下了朋友们坐在车里的照片，将这些照片作为日历的图。这个创作在今天看来似乎只是对直接干预时间活动的一种间接性补充。因为Goode并未踊跃参与到运动中去。这位艺术家并未踏上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台阶，也没有走上巴黎的街头。他只是展现了Larry Bell, Ed Ruscha, James Turrell和其他人坐在小车或者卡车里的照片。这件普通而精致的日历，融合了艺术与日常生活，将一个具体的群体变成了艺术作品,是现实及其作用的一种表达。它围绕的是“作为叙述背景的各种关系”，同时还具有一种实际的应用价值：尽管在他选择的艺术家人物上缺乏进步性（所有的人都是白人），但他的作品却展现了时间的普通状态，作为一种功能性的表达，是对不久后的将来的一个标记。一方面，这些图片暗示着在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里，人们心满意足的一种程度；但另一方面，也暗示着这样一个状态，即使在加州生活惬意的艺术家，也知晓正在发生的那些激进的变革，认为有必要使每个人确信，1969年也将会发生一个如五月风暴般的运动。毕竟，小轿车－－作为战后生活富裕的显著象征-－随后很快成为了抗议和破坏的对象。在全世界范围内，汽车被烧，人们将其当成障碍物阻挡在街中央。那些1968年激进的活动，使得70年代的汽车工厂成为了激发阶级意识和爆发革命的可能性之地。(值得注意的是，Fischer本人曾在德国欧宝汽车工作过，是生产线上的一个活跃分子)。从那时起,生产汽车和购买汽车就受到了民族主义者们的批判质疑；这样的行为代表着在日益专政的政府前所享受到的一种抽象自由;也是品位和价值的审美标识。所有这些都成为了阶级斗争的攻击点，同时也被看作是对联合兼并和起起落落的政府支持的认可。今天，汽车生产更是我们的焦虑之源所在,同时也依然是风格化的一种投射。

一辆欧宝汽车正在DkW Auto Works 生产, 德国杜塞尔多夫，1953年12月1日 （摄影：Ralph Crane/Getty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