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政治上,世博会网格穹顶的目标是打败苏联馆,但从形式上看,它的竞争对手是Frei Otto和Rolf Gutbrod为西德设计的不规则悬挂式建筑。两相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富勒的设计之所以能成为标志性建筑,并不是因为其核心内容与爱国宣传工作有紧密联系,而是因为网格穹顶的形式表现出了一种外太空式的清晰度。这一点在那些圆锥形的再入航天器(reentry vehicles)及其球形降落伞上再次得到回应,也是美国赢得太空竞赛的有力武器。富勒和Sadao在“浮云结构计划”(九号云)中设想的球形空中城市已经暴露出网格逻辑中存在荒诞而恐怖的局限性。两人在1960年左右提出了该设想,其本质说穿了就是地球上的小型宇宙飞船。同时,网格球顶的高度抽象还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时间效果:它几乎独立于整个建筑史之外,既没有参照任何过去的形式,由于其严格的几何构造,也无法接受未来任何形式上的发展。这种孤立不仅为网格穹顶罩上了一层乌托邦色彩,更去除了它内部的时间性——科幻故事人物的核心特质之一(尽管科幻小说表面上是关于未来的故事,但那是一个没有任何未来可言的未来,一种独立于历史以外的状态)。
脱离了建筑史的网格球顶是六十年代惊涛骇浪里漂流的一个能指(它的多重含义在Felicity Scott的新书《建筑或技术乌托邦》[2007]里得到了深入描述)。融入家庭生活的小型球顶尤其如此。1960年,富勒在卡本岱尔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圆顶屋”,室内陈设非常谨慎:五十年代的家具,扎实的老式设计品,和一系列“原始”雕像——没有一体化浴室,也没有充气家具,一切都保持了传统新英格兰家族克制低调、讲求实际的良好品味。五年后,穹顶成了科罗拉多州“空降城”( Drop City)的首选建筑形式;很快——主要通过《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ue)和其他另类杂志——网格球顶变成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反主流文化的象征。许多人认为,这种便宜又结实的球顶抛弃了“方形” [1](按字面意思理解)结构,鼓励并反映了那些主流以外的世界观。

Steve Baer, The Complex, 1967, 空降城
摄影:Richard Kallweit
接着,球顶开始漏水了。这种网格状几何结构从测绘工具到实际住宅的转化充分证明:作为一名设计师,富勒是失败的。网格穹顶用来围住一定体积的空间也许非常高效而且稳固,但建造起来却很费事,形状各不相同的组件排列一定要非常精确。另外,它还忽略了设计建筑物时必须注意的几大基本因素:重力、天气和人体的需要。尽管富勒一再鼓吹穹顶的高效能,但实际上,人们很快就开始抱怨里面的空间没法用,入口很奇怪,缝合处漏水等问题(精准可不是那些循世者们看重的品质)。没多久,就连早期的支持者都开始批评球顶结构。富勒欣赏制造精良的航船,但网格球顶与此不同,它是完全抽象的,似乎专为没有重量的空白空间而设计。以制图学里纯粹的几何问题为出发点而研发的球顶结构丢掉了富勒在戴马克松房屋时期的人本感。
然而,富勒与反主流文化圈之间这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在一段时间内被人们认为是当时最诡异的联盟之一。六十年代,高科技“巴克叔叔”和嬉皮小孩儿结盟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类似父子关系的人性本能。总是处于圈外的富勒为世间万物提供了一套绵延不绝的理论,保证所有这一切——资本主义晚期的整个后工业化世界——都是可以被理解的,而且我们一旦理解它以后,就可以对其进行改造。虽然富勒想把世界变成一艘纪律严明,全面技术化的远洋轮船,但非主流文化圈对他理论的兴趣却丝毫不减(或者也许他们的技术-政治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反主流:《全球概览》的很多作者和编辑后来都成了《连线》杂志的创刊人马)。

Steve Baer, 小车蓬顶,1967,空降城
摄影:Richard Kallwe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