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前景：理查德·巴克明斯特·富勒留下来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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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以上主张观点明确，我们仍然必须认识到富勒思想的局限性。富勒把地球比作太空飞船，让人怀疑他本人是不是就是从外来空来的，因为他居然不知道地球上大多数问题从根本上说并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测绘问题，而是政治和经济问题（可参考近年来美国的能源政策）。在比喻上捉襟见肘的富勒承认“我们的地球号太空船正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两个副驾驶的操纵杆分别由俄美两国控制，法国掌握着右舷引擎，中国控制着左舷引擎，联合国负责乘客舱。”听上去像个自由市场主义者说的话。而在富勒提出的解决方案里，技术的分量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而政治的分量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书的结论部分来得令人猝不及防：“你们可能很自然想问我，我们如何才能打破对立政治家和意识形态导致的危险僵局？我的回答是，电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任何政治家或政治体系都不可能轻易向他们的对手或反对者低头，但所有政治家都能够而且将会满心热情地向电脑的安全控制能力投降，电脑将为人类带来一次幸福愉快的着陆。”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再加上核毁灭的威胁，这种政治上的幼稚言论如果不是因为极端危险，将会显得非常可笑。

富勒为戴马克松房屋工作，ca, 1945

摄影：Nina Leen/Getty Images

二十世纪中叶，除了把所有大事记录到他名为“戴马克松年表文件”的剪贴簿上，富勒带着他的新式地图和表格，到处去做巡回演讲。他认为自己代表了一种新型人类，即世界公民，类似于今天像只无头苍蝇一样满世界到处乱跑的管理顾问，“明星建筑师”和艺术博览会上赶场的人，只不过他的精力更充沛：
我开始离开停在机场的车——再也没有或者很少回到里面。新的生活模式要求我在需要的时候到机场租借新的车……我往来于南北半球之间，在世界各地旅行，正常的春夏秋冬和白天黑夜对我来说已经不复存在，因为我一会儿停留在背离太阳的一面，一会儿又到了阳光普照的地方，我环球旅行的频率越来越高。我随身带三只表，一只显示我“家”办公室的时间，以便我往家里打长途电话。一只显示我下一站目的地的时间，还有一只显示我目前碰巧所在地点的时间。

富勒接受过海军专业训练，相信“总有一种根本的秩序在起作用”。似乎正是这些因素使他在如此境况下还能保持正确的航向。但到他晚年的时候，也就是六七十年代，这种机械化技术几乎已经销声匿迹。看上去不是自然像一座精确的钟表装置，而是技术像自然一样遍布各处，难以觉察而且不可预测。富勒也许很有远见，但他用的是二十世纪初的眼光。他无法预料到，他所顶礼膜拜的技术可以膨胀到把我们包裹其中，变成我们生活的环境而不是搭乘的船只。在这个膨胀的技术海洋上，我们只能冲浪，不能航行，同时希望着下一个大浪打来之前我们还能找着点儿方向。

译注[1]：square基本义是“方形”，口语里也有“呆板守旧”的意思。

Sean Keller 是伊利诺理工大学的一名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