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 WORDS: JIMMIE DURHAM

德拉姆是个好玩儿的人，动不动就笑，毫不吝啬他的幽默。但他在作品里讲笑话时从不抖包袱，因为包袱抖出来就意味着故事即将结束。而与此相反，他的作品是一段持续进行的对话，浸透于他雕塑之中的幽默是一种战术策略，看似无害，其实具有高度的批判性。这些作品提出来的都是大问题，但用词简练而且连贯。他要我们去思考压迫的历史，暴力的无谓，以及我们在世界中无力的处境，但在这些黯淡的现实面前又为我们保留了保持微笑的余地。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从本质上说是充满希望的。他似乎在说，生活是狗娘，但生活也很棒。德拉姆的作品告诉我们，批判调查的微小姿态即使不能带来即刻或者巨大的变化，也可以帮我们打开眼界，看清那些被主流文化霸权所蒙蔽的生活现实。用大石头砸烂一架飞机或者一辆车并不能阻止大公司的营销团队像秃鹫吞噬尸体一样继续剥削利用美洲土著文化，但感觉肯定很爽。德拉姆提醒我们，改变和理解可以一步一步实现，可以是耐心的，优雅的，甚至可以是一生的承诺——而通往这条道路的第一步便是别再那么把自己当回事儿。_
—Anne Ellegood

我喜欢做那些或多或少便于携带的东西——再大也不要超过我自己的身体。但人们不是常说吗，事物总是一步步发展的：自从2004年悉尼双年展我往一辆福特嘉年华上砸了一块五吨重的大理石之后，我的不少作品越变越大（如果算不上巨大的话，规模也相当可观） ，因为它们很受欢迎。所以当巴黎市立现代美术馆馆长Fabrice Hergott邀请我做这次回顾展的时候，他特别提到需要大一点儿的作品，对于这个要求，我丝毫不感到惊讶。我相信，这个要求部分是出于对美术馆巨大而奇特的U形展厅的考虑。但部分也是因为我2001年在布鲁塞尔美术宫（Palais des Beaux-Arts）策划的另一场作品展在规模上遇到很多批评。当时，我在欧洲已经生活了七年，我开始的构想是把我的艺术活动向公众做一次汇报：全面评估我旅居欧洲期间创作的所有作品，其中大多数规模都很小。不幸的是，美术宫当代艺术部门总监Piet Coessens被解雇了——这一决定既突然又愚蠢——所以展览只在法国马赛当代艺术博物馆和荷兰海牙市立博物馆举行。实际上，在荷兰的展览是因为画册出版商突然宣布破产，而且卷走了博物馆已经支付的钱，所以最后什么书都没做成——也就是说给部分人留下的印象是整个看起来跟画廊的展览差不多。当时的作品都不大。因此，这次新的回顾展采取了一种多少有点儿奇特的形式；几乎所有作品都很大，当然也都是最近的新作。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基本上是找到什么用什么，不管是物品还是材料。但总体上说，我觉得人造物品太健谈太无，而我疯狂热爱材料代表的一切——塑料，骨头，钢铁，木头。在美国，人们对材料的态度是畏惧和贬损；举例来说，我不知道欧洲会不会有人想到把国家领导人的巨型头像凿进一面山上。这种对自然环境非常实用主义的大不敬似乎是美国殖民者留下的产物。

而欧洲从传统上更倾向于美术学院的艺术观念，即艺术创作应该有其合适的材料。我记得七十年代早期第一次到欧洲生活的时候，多数人对此仍持有一种斩钉截铁的态度——比如马赛尔•布达埃尔（Marcel Broodthaers）的贻贝贝壳还未进入大众视野或得到广泛认可——而且，这些想法又与其他禁止性观点联系在一起。我很快发现欧洲大部分建筑都带有浓厚的宗教意味，沉浸在纪念与信仰之中。欧洲艺术就像是在一个以巩固宗教信仰为目标的系统里为建筑服务的仆人。所以，1994年当我最终回到欧洲时，我决定用石头作为主要创作材料，也作为一种反建筑，反纪念的工具。人言道“写在石头上”（written in stone），把石头当成一种永恒的标志。米开朗基罗想塑造一个个头小小的犹太人，但选的材料却是一块巨大的白色大理石，看上去更像哥利亚而不是大卫。但长久以来，石头都是一种非常好用的工具。

但很多物品真的很美，不是吗？谁不喜欢橡木桶？想想它们漂亮的形状，质地和灌注其中的技术。同样的，我也喜欢金属油桶。它们无处不在，尤其多见于美国南部。在那里，油桶被做成烧烤架，浮筒码头，狗屋……八十年代初期的纽约，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经常在桶里生火，然后围站在旁边取暖，就像我们在很多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当这些油桶还是新的时，桶身上写着醒目的大字：“壳牌”（Shell）或“道达尔”（Total）；小时候，我记得有个宏堡石油公司（Humble Oil Company），他们的油桶上都印着“宏堡”（Humble）两个字。几十年来，油桶一直是我的创作材料之一，我通常会选上面用鲜橙色写着“道达尔”字样的油桶。目前，我正在为巴黎的展览制作一件新作品，名叫“低硫原油”（sweet light crude）。在这件作品里，我把二十五个油桶堆成三个桶那么高，每个桶身都涂上不同的颜色，同时搭配不同的词：真实，纯粹，良好，勇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