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蒂尔•祖米卓斯基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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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波兰艺术家阿蒂尔•祖米卓斯基（Artur Żmijewski）的作品在画廊展出的话，想必观众很快就被气炸锅了。许多观众一看到他那些充满争议性的录像，就进行了否定，这些作品展示给观众的图像和思想，是被一个有礼的、“规范化”的社会所排斥在外的。他的作品通常都是有残疾的人，或者是在特定的场合下，精神世界受到考验的人：例如，我们在他的作品中，看到聋儿唱歌，瘫痪病人走路，裸体陌生人在集中营煤气室进行追人游戏。尽管主题艰涩，这些作品还是和其本身的错综复杂相一致的，与它的混乱无序一样，都具有揭露性，启示性。他质疑了禁忌的定义，最终提出了关于尊严、礼节、道德更大的问题，不过，却并没有给出清楚的解决方案。

观众通常对它们那似乎具有剥削性的互动感到了伤害。艺术史学家芭芭拉•斯坦纳（Barbara Steiner），提出了祖米卓斯基的故事中“残酷的曝光”。说起他的作品，“令人反感的”，“不可忍受的”，“冒犯人的”，“可耻的”，“麻木的”，都是这样的词。最被常提的例子是2004年的录像《80064》，祖米卓斯基让曾经在集中营呆过的人在胳膊上重新纹上数字，重新将纳粹时期人们所遭受到的耻辱刻在他们身上，再次激起他们那痛苦的心灵记忆。

祖米卓斯基的作品潜在的本质是具有思辨性的，它拒绝对已建立起来的道德必然性进行简单重申，这些必然性被艺术伦理评判的诋毁者们看作是“认知上无聊的琐碎”而抛弃。同样，祖米卓斯基的录像似乎与伦理美学的模仿理论并不一致，它有一个假定的条件，让观众（或读者）将作品主人公的处境内在化，运用自身的信仰体系对文学或艺术作品进行叙述。无论如何，两大阵营的理论者都反驳这种认为艺术可以与科学、历史或哲学在同一层面上进行的假设。而祖米卓斯基这边，在其2007年的纲领性文章《可应用的社会艺术》（The Applied Social Arts）中，认为艺术实际上可以 “为履行权力和传播知识而创造出有用的工具，从而获得与社会的一种联系，”他希望，“通过变得再次具有从属性，艺术可以学会让自身如何具有社会性作用。”

他的这种手段体现在录像作品《歌唱课二》（Singing Lesson 2, 2003）中，祖米卓斯基让莱比锡的Samuel Heinicke聋儿学校的一群未成年人在城市的圣托马斯大教堂学习并演唱巴赫作品选段, 那里是巴赫担任过指挥的地方。来自当地音乐戏剧学院的一个职业指挥家和合唱团跟学生们一起工作，这些孩子们被教会如何去理解音乐，用声音表达它，保持尽可能前后一致。我们看到学生们学习演唱，和别人交流，留意指挥者的引导，发声，最终，在一流音乐人的伴奏下，“唱”到了一块。老师的职业化和所处的神圣之地使得这些努力变得更具庄严性，然而，祖米卓斯基为学生们所安排的场景，则最终成为了流水线般的疗方，变得一败涂地。

阿蒂尔•祖米卓斯基、《歌唱课一》、2001、彩色录像截图、14分钟。

尽管，少年们相信，他们能用被认为并不适合于他们的艺术形式，创造出美丽的作品，但表演却充满粗腔滥调，大家几乎听不清曲调。配乐的清晰和学生混乱的声音产生了对比，突出了艺术溃败的真实面，对个人挣扎和共同努力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即使乐盲也能看出来，这番努力带来令人哭笑不得的结果。一边是可怕的喧嚣，一边是一种无可争议的、全然的美。观众被置于一种道德困境中，他们要分享学生们的喜悦和骄傲，以及表面上呈现出来的那种深深的不适。这件作品比武式的矛盾削减了我们的判断能力，挑战了我们对残疾人的态度和审美观念。

祖米卓斯基创作了很多关于残疾人的作品，营造出一种“正常的”状态，即使是时间很短。有名的是《以眼还眼》（An Eye for an Eye, 1998）和《出去散个步》（Out for a Walk , 2001）是两个突出的例子。前一个作品中，我们看到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将他的腿给了一个强壮的截肢男人，两个裸体男人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他们分享一张床，用三条腿走路，躺在地板上，以奇特而缓慢的舞蹈姿势，摇晃他们的胳膊和腿。另外的一个场景中，一个女人帮助一个两腿都只剩半截还缺几个手指的的男人洗澡，看起来就好像他自己在洗一样。与录像的原始装置相伴的一系列摄影系列，记录了更多这样的场景，一个图片里，裸体女人的腿活动起来，就如录像里男人失去的那条腿的替代品一样，从视觉上“弥补”了生理上的缺陷。如此的重叠产生竟产生出一种奇特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