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蒂尔•祖米卓斯基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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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 你是艺术家，是否可以说，在你采访别的艺术家时，比起评论家或记者，他们更能对你敞开心扉呢？
AZ: 可能是这样。我属于那种有缺陷的群体，试图通过图像来感受世界。这使得我形成了两个重要的结论。首先，鄙视图像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群众是被图像所控制的，就如哲学家彼得•斯洛特底克(Peter Slotedijk) 说的那样。知晓这一点是首要而必要的辩护。第二，图像只是一种交流模式：作为混沌中的本能、语境和信任的视觉表达，图像构成了知识产生的第一阶段。只是不仅仅在属于感觉和欲望、喜悦或耻辱的领域—或者说是主体极端的爆发—-它是存在于艺术之中的。所以，要艺术产生变化的提议是那么得吸引人。这并非是将间性主体看作是是与个人观点所变形的客观性的一种联系，而是作为主体联系的间接性主体被认为是个体的阐释、顿悟和见解。这对艺术对整体知识的贡献来说是很重要的。

SC：语言在你的创作中也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似乎你那些不同的作品只是对话的起点。
AZ: 这是图像被期待的一面，为了参与到正在进行的对话中，它们应该激起一种回答。我的影片就是充满争论的；它们可能会被更强更聪明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所压倒。

SC：在你对其他波兰艺术家的访谈中，你注意到将他们的作品置于一种典型性的波兰式态度和动机中的基督教主题么？
AZ: “救赎”这个词适用于当代艺术么？也许它依然出现在这种想法里—-试图通过知识去拯救观众，或希望能将他们从矛盾和否定的主流复杂中解放。当然，在我采访的艺术家中，艺术一直希望通过认可痛苦，从而将人们从社会性的痛苦中解脱。这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它是以认同罪恶和罪恶活动的可能性为前提的。但是，与客观的观察者不同的是，艺术是要找出并进攻它的加害者的，这个元凶，不是一个人或一群人，而是社会内的一个体制，以及对于体制功能的那种无意识的接受。艺术通过将违法性吸纳进来后，暴露出体制的违法性。这样，艺术就成为了合谋凶手：它是罪恶的，它指控了它自己。桑迪亚哥•谢拉（Santiago Sierra）在这上面给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艺术是剥削穷人的体制的一部分。唯一不同的是，他的艺术进行得是非常公开的，在每一阶段都反对自己，抽自己。自然而然，支持压迫，接受这种行为，并不会减轻艺术的罪恶感。但是塞拉，在一个文化形态里进行研究，展示了文化是如何为压制性进行开脱的，它的手段是让人承认，它是怎样将身份地位和价值加入到他的行为的卑劣中去的。

SC：遇到了这么多各种各样的艺术死胡同，或者说，你的工作引起了不可预知的结果后，你有变化没？
AZ: 艺术死胡同并不是死的，它们是社会的一部分，这个社会是在具有一定认知体系的人们的监视下得以运作保证的，它包括情感、错误，恐惧和矛盾。如果你又聪明又愚蠢的话，那么，你比那些什么都懂或什么都不懂的人拥有的要多。我的意思不是说我支持愚蠢，但我想强调的是，艺术具有提供更多自由的潜力，它从不排斥愚蠢、错误、恐惧、荒唐，情绪化等等。所有这一切，削弱了正统理性所控制的那些严格的认知过程。

SC: 而这也引向了一些怪异而阴暗的地带啊。
AZ：社会似乎是是在自身的体系内，将艺术分离开来，认为它是一个疯狂、错误的、怪异的场所。就像斯特鲁加茨基（Strugatsky）兄弟的小说《路边的野餐》（Roadside Picnic）那样（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就是以此为故事原型的），在这个地带里，简单的事物引发惊慌，没有一处是安全的。但是，分裂已经产生，通过那些服务于这一领域的人们—-艺术家他们自己。他们拒绝保留圣火，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教士。如今，将艺术联在一起的是市场，它依赖并得益于作为高尚传教士的艺术家的社会欺骗性。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在真正的生活中以真正的方式通过艺术而采取行动，我们又要它干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