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吉耶罗•波提的艺术

这种构想中的“世界”似乎与地理政治和历史的真实不相干，波提思想的乌托邦一面在其它的作品中很是明显，比如梦幻系列《飞机》（1977-91）。天空布满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军用和民用飞机，没有等级也没有角度地飞在一起。但是却有一个突出的情感在里面。早在1967年，波提开始创作表现全球冲突偶然性的作品，第一组是一系列铜盘，上面刻上了战争区域地图轮廓，这些地图在1967年到1971年之间，发表在意大利报纸的首页。《来自1967年6月10日的十二个图形》体现更多的不是波提对战争的个人看法，而是大众媒体对主体的某些影响，表现了信息的语境化是如何被解除的，而对战争的残酷意识又经常被报道所枯燥化。这件作品也许可以说，为为艺术家最为著名的作品序列开辟了道路，世界的图景在其中循环出现。这就是Mappa系列，它们创作于1971年到1993年之间，当时，其轮廓的简单性令波提感到高兴，因为在面对这些构造时，他几乎无需选择。根据国旗的设计，每个国家都上了色。Mappa应该被看做是提升了历史绘画种类的一个著作：这些作品突出了国家疆界的转换，殖民地解除后的余波（尤其是非洲国旗）以及表现全球的方法上的转变，在此，早期地图原初设计让位于非洲和拉美土地尺寸的扩大。

阿里吉耶罗•波提、《飞机》、1997、三联画、亚麻上裱糊阿卡来罗纸张、140×100厘米。

就如我们所知晓的那样，Mappa是由阿富汗的刺绣者们制作而成。波提与那个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成为他创作中最为令人叹服的一面，尤其是想到他死后那里所发生的一切，这种感叹更是令人唏嘘，当然，最重要的并非仅仅是他的活动中的不平凡性（例如，1972年他建了一个旅店为One Hotel），或者是以异国情调或殖民者的冲动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西方艺术家和东方艺术家之间的长期联系。显然，波提从不十分关注70年代意大利的劳工政治，某个理论家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对他的转向进行新的解释。哲学家保罗•沃诺（Paolo Virno）近日提出了飞行或移位的概念，作为反抗的一种形式：波提转向阿富汗不仅仅是沿着嬉皮之路行进的方式，而是“第三条路”，是对70年代早期意大利面临僵局的一个非辩证性的回应。艺术家与阿富汗之间的关系中，最重要的一面就是创作。曾经一度，他的同代人转向了电影、摄影、幻灯片等。阿富汗为波提打开了运用传统媒介的很多可能性，比如编织、刺绣，再加上工业产品伯罗圆珠笔。（后来，在不同的境况下，他也使用日本书法，马赛克，甚至伊特鲁里亚的带状装饰）。

甚至，比原材料生产和所运用的工艺更为突出的是他在阿富汗所发起的创作“组织”。通过媒介，他雇佣了一些女性（刺绣）和男性（编织）制作他的作品。他也发送一些图纸和说明书，进行一些指导，但并非全部。在Mappa中，例如，波提规定了地球的外观和国旗的颜色，但几年之后，对于海洋的色彩，他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刺绣的人们可以使用手头上最容易弄到的彩线）；同时，一些地图有一个界限，含有刺绣者决定的文字。最终的作品，可以说至少是有两名作者完成的。波提非常注意将这种模式的工作与合作区别开来：他并未将他的想法和生产者们商讨，他们也没有因为自身的介入而寻求赞同。这种生产模式很容易就将两个作者的声音植入了最终的作品中而无须进行任何妥协，换言之，这种模式进入了波提批判性的精神分裂的思想中。另外，这种生产模式也很适合他，是和他拒绝西方现代化的速度相符的。通常，当艺术家雇佣第三方制造者时，目的是为了加快生产，但是波提则是延缓了创作的过程。无论他什么时候订制一批作品，他都会等上两年的时间才会发货。缓慢是创作精细纺织品的一个必要的部分，也是将它们从中亚输送到欧洲的必要过程。波提并非是盲目崇拜“东方式”的冷静；说白了，在阿富汗进行生产意味着“给时间以时间”。

苏联1979年入侵后，波提的劳动力离开了阿富汗，来到了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刺绣者和编织者们在作品中留下了更多的文字，他们表达了逃亡的痛苦和回国的愿望。波提对于阿富汗的处境非常同情，但还是将他自己的观点置于一边，更甚的是，这场创作的过程将政治的信息也传递到了作品之中，然后通过作品，又传达给远方的观众。波提对于非合作而活跃的手工艺者的雇佣，标志着在激进的二十世纪关于艺术生产的概念中，开创了一个新的时刻，而同样具有革新性的也是这种创作所促进的政治言辞模式。当时其它的一些艺术家也对于以新方式激发政治内容，如奇尔多•梅瑞雷斯（Cildo Meireles）, 将讯息植入已有的传播体系中，但是波提的作品包括的平台中，“他者”的声音也可以从中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