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德国的艺术

同样荒谬的歪曲是希拉•贝歇（Hilla Becher）和她的已故丈夫贝恩德（Bernd）作品的劣质展示。贝歇夫妇不仅是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的教师，同时也是六十年代末期观念主义艺术在国际上形成时的重要参与者，如今也都获得了广泛认可。展览中，策展人将贝歇夫妇的少量的一些摄影作品硬塞进了一面拥挤的墙上，这样做的结果是抹掉了贝歇夫妇在德国文化重建上所做的重要贡献。毕竟，这对夫妇不仅将战后德国重新介绍给了魏玛的摄影文化，同时也为德国和欧洲的观念主义时间的后绘画美学奠定了基础。

当面对它在《两个德国》的展览中的缺席或表现不足时，更紧迫的理由，则并非仅仅是勾起观念艺术激进的国际主义的乡愁在作祟。（我个人宁愿想起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 和贝歇夫妇之间的交流和友谊，而不是1989年之前穿越柏林墙潘克和伊门道夫之间因盲目的爱国主义纽带所形成的阶段性沟通。）如果说，历史是我们试图从中苏醒的噩梦，那么，它就是这种民族-国家的身份主义政治，这场展览关于二十世纪最恐怖的噩梦所带来的文化上的影响给我们的提醒——不可避免的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处，国家被蒙蔽的能量总是会日渐失控。无论这种身份主义议程是围绕着种族、宗教还是意识形态的概念，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现在总是再而三地发生着，它们作为政治掩饰，主张的都是民族-国家所强加的有差别性的分裂。

但是，想象一下在同一性上的文化创作，就如这场展览所做的那样，不得不说，这是一场迥异却又令人担忧的运作。它使得民族-国家的概念在文化创作中瓦解，尽管我们也许会怀疑这是策展团队们的用意所在。但它也告诉我们（也许只是暗示）先锋们（从达达到构成主义到激流派和观念主义）激进的国际主义，与他们构建后传统和后民族身份的意图，如今已经成为过去。我们面临的是一种全球化的艺术创作，它是与齐整统一的文化奇观前后相继的，其最初的野心是将主体具体化的所有形式以及做为记忆性领地的历史形成的文化创作常规的所有表达都进行彻底的去分化和摧毁。

《两个德国的艺术/冷战文化》由洛杉矶艺术博物馆组织，9月6日之前在德国纽伦堡的日耳曼民族博物馆可以看到；10月3日到2010年1月10日期间在柏林的历史博物馆可以看到。

作者本杰明•布赫洛（Benjamin H. D. Buchloh）是哈佛大学现代艺术梅隆学者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