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帝国》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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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专制独裁，它们按照各自的规则自行运作，由政治和社会暴力的极端结构组成。其中，最可怕的当属那些不受国家疆界限制的专制，因为它们主要由全球的资本主义组成，全球化是其源头所在，所以，它们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模式，超越了旧有的领土限制。2000年，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书《帝国》首次为这种虚构性的非领土化规则和独裁权力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解读。作者的目标是揭开其本质。《帝国》面世于21世纪初，动荡的二十世纪已经结束，最后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苏联也已解体，这本书在对专制统治的余波的思考与反省上，具有别样的意义。

托马斯•赫史霍恩、《Flugplatz Welt/世界机场》、1999、综合媒介。装置现场、Renaissance Society、芝加哥、2000。

对于哈特和奈格里而言，帝国是相对温和的独裁国家，它从根本上改写了君主统治权。作者认为，苏联帝国的解体，可以说是旧式欧洲帝国主义的终结，其集权化的权力和高度的殖民主义是经常用来对付主权领土的手段。它一失败后，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就冒了出来。这种新的世界秩序，通过与全球化的联系，为一个巨大无比的统治权打开了一条路，这种统治权是无形的，对当代生活的很多领域进行极权化统治。这种专制化是一种以法律条文、民主、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法律上的抽象化。它的核心内容是资本的集权机械化，且无处不在。如哈特与奈格里所描述的那样，这种主权是一个大怪物，在此，经济、政治和文化日益相互交错，彼此推动。在宣言式的文字中，二人描绘了这种多变的体制在现代主体和社会成型中所产生的影响：

“与帝国主义不一样的是，帝国并没有建立任何权力上的领土中心，也并不依靠固定的疆界。它是一个非中心化非领土化的组织，将全球的整个领域都容纳到开放而扩张的前沿。帝国通过整合控制权网络，将多重的身份、灵活变通的等级制度、多向的交换进行掌控。”

从哈特和奈格里推论出来的前提和具体的艺术作品之间直接的联系上讲，这种对于当代艺术创作的看法所产生的效果很难去从数量上确定。不过，很清楚的事实是，这十年间早些时候，艺术团体的激增，作者理论化的残余很快被吸收进入了无数的反创作中。在我看来，个人如山姆•杜兰特（Sam Durant）, 托马斯•赫史霍恩（Thomas Hirschhorn）, 阿尔弗莱多•贾尔（Alfredo Jarr）, Multiplicity, Raqs Media团体的努力，人们会认为他们对于《帝国》中全球化无处不在的批评表示支持。例如，赫史霍恩90年代末期开始做的项目，比如《Flugplatz Welt/世界机场》，1999，《斯宾诺莎纪念碑》（Spinoza Monument，阿姆斯特丹)，1999，《德勒兹纪念碑》（Deleuze Monument，Avignon, 法国)，2000；《巴塔伊纪念碑》（Bataille Monument，卡塞尔），2002；福柯（24H Foucault，巴黎东京宫），2004，都是哈特和奈格里写作中所举出的例证。巨大的装置《Flugplatz Welt》最早出现在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上，第二天年在芝加哥的Renaissance Society展出：图片，书，物体以一种故意为之的非组织化、非美观化的方式被放在一起，艺术家的这种创作方式，指向的是一种真正的审美性的崩溃。

Raqs Media团体、临时自动的Sarai、2003、多功能结构、条板箱、计算机、投影仪、纸张、声音、人。装置现场、沃克艺术中心、明尼阿波利斯。

而他的纪念碑作品，则与《Flugplatz Welt》形成了严肃的对比，为分析性的想法构建可能性，在未检阅过的权利和统治体系中想象出一条出路。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希望我的作品不仅使人最先想到艺术，而是想到一些与其他作品和生命经验有关的东西。试验室、仓库、工作室空间，我希望在作品中运用这些形式，为这场运动和无休止的思考腾出地方，为对运动的思考留出时间。”他的每个纪念碑都是献给一名哲学家，一阵见血的分析体现了哈特和奈格里所揭示的历史综合性的野心，以及他与《帝国》作者之间在哲学性上的突出关联。

其他的艺术家，Raqs Media团体，也用作品进行了具体性的讨论，通过艺术家知识分子，作品产生出思考性的方式，这样的创作更多针对是伦理性的参与，而非任何美学领域的介入。这一团体分析性的构建通过调查、写作、策展、编辑、摄影和纪录片拍摄的过程形成，对于平凡性进行了审视。这种方式下的艺术更为发散，更为普通化。例如，与北新德里发展社会研究中心为基础的媒体研究实践计划一道，Raqs组织了一系列的调查问卷活动，对于公开思想、自由传播的问题进行询问，阐释了围绕全球平民百姓定义的模式，支持一个可以分享的政体，围绕着将每种想法缩减为商品化身份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