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qs媒体小组

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是一家独立的研究机构，位于北新德里曲曲折折的街区一隅，在这里的图书馆墙上，挂着一只大钟，走动的指针似乎在预示着无法确定的未来，又似乎掌握着阅览室的一切。

这个中心成立于1963年，用以支持协作性和学科间的研究计划，很多的主题都是关于进步的社会运动。那里的研究试图挑战任何现代性的概念以及发展与进步的已有模式，强调的是在多重多变的现代性创造中，本土传统的创意性运用。将钟表放在这样一个机构的核心处，既宣告了时间的无限性，又表明了这些研究的无力性，突出了一个历史性时刻的焦躁特征，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文化身份的稳定合作似乎是不存在的。钟表记录着围绕知识的创造性使用的风险，因为它很可能被当代大众里任何思想雷同的团体剽窃。这个计时器也出现在Raqs媒体小组（Raqs Media Collective)网站的主页上，这也没什么奇怪的。Raqs1992年由理论学家、媒体人、艺术家吉比什•巴什（Jeebesh Bagchi）, 莫妮卡•纳如拉（Monica Narula）, 舒德哈巴拉特•森古普塔(Shuddhabrata Sengupta)创立，他们的创作是对艺术性的集体主义的重新思考，认为集体与大众本身是分不开的。钟表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了Raqs的标志，它面向了新德里知识界以外的群体，吸引了本地、全世界以及在线的团体对创造和共享知识那未知而迫切的寻求。

Raqs媒体小组、《ASL》（局部）、2003、录像、声音、图片、文字、模拟聊天室对话记录、尺寸可变。

若要理解这些想法，就有必要以更广阔的视野去看待艺术和集体主义之间的联系，从不同的含义上去讲，后者作为一个术语，如今时常被人提及。艺术界与所有政治性事物的关联中，集体是一个长久被使用的转义词，它的重要性是和共同拥有的资源、时间、目标联系在一起。它的先锋鼻祖成立于20年代（俄罗斯的解构主义者就是例证）和60年代（艺术工人联盟），如今，集体主义以特征不明的特点重新赢得了一席之地。如果说我们处于一个从路德维格•梵•梅塞（Ludwig von Misers）到肯尼斯•阿罗（Kenneth J.Arrow）很久以前所称的消费者至上的年代，那么，对于这种集体性的活动就不需下什么定论了。这些集体主义者表面上与旧有的集体主义者有所类似，但他们宣称，与旧式的集体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不似他们那样与意识形态有着脱离不开的联系。

集体主义早期模式和如今的手法之间是存在不同的：一般而言，如果过去的集体主义是对某个政治野心的支持或反对，将可见性作为他们策略的一部分，而今的集体主义在本质上则很难懂，对于共同的利益进行隐秘的否定，对政治表达持批评态度。当然这是情有可原的，尤其是考虑到如今的国际形势。消费者愈对公共领域掠夺得越多，用钱包投票的思想就对参与性民主的语言掠夺得越多，集体财富的赌注就变得愈加紧迫。这样，对于老式集体主义对抗个人主义就产生了新的看法：在这种最新的叙述中，消费者至上经通过条文许可而控制了大众。集体，以具有讽刺性意味的扭曲，在这一过程中拒绝共享。这种拒绝，与成人消费者至上的土地掠夺想法不同，而是试图越过资源被共享的常规方式，并对其进行重新想象。

这就是Raqs媒体小组的情况。Raqs表示“很少被问问题”，与无数的网页上那种“屡次被提问”的情况完全相反。对于这一团体而言，他们关心的是什么正在被共享，又是如何被共享的。“拥有某种东西只有一条路，但是却有无数个路径去分享它。”2006年，巴什、纳如拉和森古普塔在他们的图文结合的文章《一个共产主义者哀叹的碎片》中这样写道。

Raqs媒体小组、《一个鬼故事前言》（局部）、2005、纸上水墨与摄影、尺寸可变。

普通大众的多样化，挑战了所有权的单一性。这一主张，与加利特•哈丁（Garrett Hardin）1968年的文章《普通民众的悲剧》中的马尔萨斯的宿命论有所区别，这一文章探讨的是即将到来的人口爆炸和资源枯竭的灾难。哈丁引用的是牧人放牧的土地这一例子，以此来说明对普通大众进行控制的必要性。而Raqs则阐释了我们离这种模式是多么遥远的事。这一团体在普通民众领土需要权和所有权法则之内和之外进行研究。在装置中，有许多新旧的媒体，三人在许多议题中，选择了数字公众领域、全球化压力下的交流、现代性的异步经验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尽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但并不意味着Raqs的艺术仅限于这样的主题。这一团体的表达与回应是很开放的，也验证了学者劳伦斯•莱辛格（Lawrence Lessig）在《思想的未来：在一个联系的世界里普通民众的命运》（2001）所提出的那样，“不知道资源将如何被使用”未尝不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