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丹托的《安迪•沃霍尔》

安迪•沃霍尔和他的布里洛盒子、Stable画廊、纽约、1964年4月21日。

图片：Fred W.McDarrah/ Getty Images.

阿瑟•丹托(Arthur C.Danto)比他的同名者更为幸运，他不仅找寻圣杯而且找到了它，而那位传奇国王急切地找寻着圣杯但却并未找到它。当丹托的仰慕者们在这本薄而雅致的小册子里的前部分看到了很多种争论时，我还是不得不说，在最后一章，当看到他将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比做圣杯时，是有点惊讶的。 就如圣器Santo Cáliz 一样，在西班牙瓦伦西亚看起来很普通的一只碗，很多人认为耶稣的嘴唇碰过它，而布里洛盒子（Brillo Boxes）的普通，则恰好成为了它的掩饰。丹托认为，其实耶稣本人也是这样，在大多数时候，他将自己的神圣隐藏起来，像普通人一样在人群中穿行。他写道：“想象一下，在耶鲁撒冷，有一个和他同龄的人，看起来很像耶稣，人们常常将他们弄混。”对于丹托而言，无法注意到一个人和伪装的神之间的最基本的不同，就好像无法将超市一个批量生产出的盒子与一件优秀的艺术品区分开来一样。

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于1964年首次展出，诠释了两种看起来一样却实际上非常不同的事物。很多艺术史学家将这一发现归功于马塞尔•杜尚—现成品的发明者，但是丹托一直喋喋不休地认为沃霍尔才是艺术真正的转型者，他的作品令我们发现艺术的精确定义通过一种方式被彻底改写，这种方式使得我们超越了将可视性摆在首位的局限性。当然，杜尚最有名的举措是挑战了“视网膜”的霸权性。但是对于丹托而言，他是在文化的边缘进行颠覆，通过达达主义的姿态对传统价值戏谑，虽然沃霍尔必然被看做是二十世纪第二部分的重要艺术家，比任何人都热爱被大众和社会大多数所认可的价值。沃霍尔从一名为上流女士创作色情广告的商业艺术家变成一名在他的时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视觉艺术家，这一转变的时刻则标志着艺术世界和社会本身的一个巨大转变。

丹托拿出了沃霍尔的《之前和之后》（1960）为例，作为一件压缩了“视觉与文化的革命”的重要作品，如果没有它，艺术家的波普意象将不会被认为是严肃艺术。在美国语境里，波普艺术对抽象表现主义的挑战全面地诠释了这一更大的转变：创作的冲动并不是源于艺术家内心深处的无意识，实际上，每件事都公开地摆在那儿呢，在组成我们周遭世界的人事的表面上，一切都是可见的。而在欧洲的语境里，对艺术家创作能力夸张的相信的类似批评也产生了，在罗兰巴特和其他人的写作文本里都有出现。沃霍尔并不是法国理论的阅读者，但是在丹托的观点里，他在本质上具有“哲学的头脑”，以“哲学的方式”创作艺术。丹托提到了重量级思想家如海格尔, 维特根斯坦，这并不令人惊讶，有些奇怪的是，他期望沃霍尔能比这些人自己更能诠释他们的想法。例如，丹托认为，Factory重复的制作模式也许是重新思考维特根斯坦对于简化的语言环境的描述的一种有趣的方法。他更进一步强调—-这点对我来说接受起来很难—-沃霍尔的艺术不仅具有哲学意味，更具有宗教性。

丹托从年龄上讲，并不接受波普是艺术这种看法，这没什么，如今，在自己的住所内，与美丽的布里洛盒子共居住一室这么久，他发觉自己的知识分子生活已经被吸引进入了他所说的“艺术创作历史最神秘的变形中”：沃霍尔自己的从前与现在，通过艺术家对重复的应用而产生。这本薄书，被美国学院出版的平淡性所掩饰，通过重复，许我们以救赎。重复被认为是质疑原创与独特思想的行为，而对丹托而言，重复是“重要性的标志”。 Santo Cáliz之所以独特，因为圣杯只有一个；而布里洛盒子，则有很多，即使在沃霍尔去世多年后一百多个假冒的盒子被生产的丑闻之后，大多数人还是会说：太多了。

丹尼尔•伯恩鲍姆(Daniel Birnbaum)是Artforum的长期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