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丹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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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月27日，在巴黎美琪大饭店的国际会议中心，越战正式宣告结束。在宽敞的会议大厅里，美国、北越、南越和越共代表签署了《巴黎和约》。身着黑色正装的政客们表情肃穆，沉默地完成了这一程序，《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说起当时的气氛“如窗外巴黎的天空一般阴郁”。人们之所以有如此心境，是因为大家对于和平是否可以保持下去，持普遍怀疑的态度。当然，实际情况也确实未遂人愿。

会谈结束后，三十多年来，会议中心几乎原样未动。去年，这里终于关闭了两个月进行装修，这一次，艺术家傅丹（Danh Vo）设法借出了三个枝形吊灯，用于自己的作品，将它们称作是对一场历史事件“无声的见证者”，而这场事件并不是结束，却是“一场左右了东南亚百万人性命的悲剧的开始”。第一件吊灯，他于五月份在巴黎的Kadist艺术基金中展出。另外一件于秋天在柏林的汉堡火车站展出。最为突出的，是那件去年夏天在巴塞尔美术馆的展览中展出的那只，它从一间空屋的拱形天花板上垂了下来，产生的模糊性比任何历史性的总结都要浓厚。外面些微的阳光照进了画廊，这个没有点亮的吊灯黯淡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却照亮了一场充满古旧珍品的展览——里面有十九世纪的摄影图片，几圈毛发，一些植物墙纸等。这些物品分布在三个展厅里，傅丹由此创造了一幅神秘而引起人们无限遐想的活体画，引发却又阻挠了叙述的冲动。

图片选自傅丹的艺术书《Hic Sunt Leones》（与Julie Ault合作；巴塞尔美术馆 2009）

展览的清单，揭开了这些物品内在的复杂联系，它与普通的清单一样简洁明了，却又与之不同。比如，16.06.1974.2009这件—在一个玻璃柜里集合了一些小玩意，旁边放着一个多节的树枝。关于这件艺术品，清单上是这样写的：玻璃陈列窗；长官Th. Vénard, G. Goulon, J. Perrier, J. Lavigne 和J. Theurel 1852年9月19日离开越南时的照片。树枝是越南An Thoi的一棵树上的，用作现已消失的Võ Trung Thành的坟墓的记号，头发是1861年2月2日Saint Théophane Vénard在Tonkin被斩首留下的，他的身体埋葬在巴黎的外方传教会，头在越南。

Võ Trung Thành是否是艺术家的兄弟，这点无从证实。观众就如史学家一样，陷入了一堆混乱的信息中，要去辨别（或者不用）埋藏在关于过去大量的卷宗里的要点。展览清单中的那些唯物主义实证，这一作品被印上了日期，傅丹将历史的延续性加了进来。展览的题目《狮子所在的地方》将傅丹的作品放进了一个具体的指涉框架中：西方殖民扩张的漫长历史。注解中，“这里有狮子”是古代罗马人使用的短语，用于标注他们地图上的空白处，后来，罗马人将这一短语传给了中世纪制图者。于是，文明化了几个世纪的西方将自己从野蛮中分离出来。西方列强不得不将空白之处和他们幻想中的野兽内化。可以说，傅丹的创作，采用了一种将挪用和重新整合复杂地融合在一起的手法，将自身嵌入了这个存在于西方现代化外部与内里的矛盾的空白中。傅丹空荡荡的空间正是空白化和盲点所在，是缄默的省略，是意义上的鸿沟，通过各种控制着国家与个人、国家之间、艺术家和观众之间，公众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的机构而渗透出来。

傅丹在柏林工作，但没有工作室，与其说他是作品的创造者，不如说他更像一名物品的设置者。在很多情况下，他所运用的艺术品都有强烈的个人色彩，甚至有着辟邪特征，如一件作品的题目《Oma 图腾》（2009）所暗示的那样。这些堆积起来的机器—-电视机，洗衣机，冰箱，木头十字架，赌场入场券，都是傅丹的姥姥作为难民来到德国后，从移民援助项目和天主教堂中所获得的物品。傅丹将这些物品变成了一具庞然大物，产生了一种喜剧化效果，物品的给予者试图将艺术家的姥姥在现代资本主义标准化的途经中成为社会化的人。就如傅丹在其它作品所暗示的那样，这一新的正常化的身份将一直保存下来，直到死去甚至死后都摆脱不掉。由此令人想起了另一件类似的无题的雕塑，被安置在会议中心的吊灯所在的巴塞尔的同样的展厅里，是一件垂直的《Oma 图腾》中堆砌的物品的雕塑版，由铜和花岗岩制成。

在《如果你明天要攀登喜马拉雅》（If You Were to Climb the Himalayas Tomorrow 2005）中，艺术家用了他父亲的一些物品，一个玻璃盒子里是一块劳力士手表，杜邦打火机，美国军校的图章戒指，这件作品试图探讨商品在控制和灌输思想的软化策略中所起的作用。这些具有七十年代越南表征的物品，展现了西方繁荣、雄性的图景，揭露了殖民主义的欲望真面目。在此，图像一代的挪用产生了新的社会政治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