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召唤: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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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能像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那样对我们的世界观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他将语言学理论运用于人类学领域——如《亲属制度的基本结构》（1949）、《忧郁的热带》（1949），以及《生食和熟食》（1964）——从而产生了结构主义的模式，这种模式永久性地改变了艺术史、文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21世纪头十年，他关于全球文化以及交往模式的思考更是举足轻重。列维斯特劳斯于去年10月以百岁高龄去世，我们邀请了艺术史家托马斯•克劳（Thomas Crow）、人类学家麦克•陶西格（Michael Taussig）和文化理论家希尔维亚•罗廷格（SyLvère LoTringer）撰文，以追思他的人生及贡献。

托马斯•克劳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对于视觉艺术研究而言是最重要的法国理论模式。至少对我个人而言即是如此，因为他的分析方式对于我的艺术史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贯穿着我思想的方方面面。说到盎格鲁-美国艺术史的理论转型，就不得不提到“后结构主义”这个词。严格地说，这是列维-斯特劳斯用来研究史前时代的一个概念，但这个具有野蛮意味的词汇在法语中却找不到对应，不过倒是被其他人津津乐道：也许这个词最糟糕的影响就是，将结构主义人类学当成年轻艺术史家必须事先掌握的工具，结果列维-斯特劳斯本人被这个领域所忽略了，反而米歇尔•福柯、雅各•德里达和德勒兹等人成了艺术史的主角。

列维-斯特劳斯在巴西，1936

与这种学术潮流相比，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列维-斯特劳斯的被遗忘说明了什么？（以及“后”这个前缀的意义），这也令学者们脱离了人种学这个学科的某种道德立场。那些非功利的西方观察家曾经的殖民立场在面对来自前殖民地的呼声的时候就瓦解了，他们抗议这些人种学家将他们的东西当作未知的物品进行解读，而世界各地的那些传统的原住民社会则遭到了毁灭性的生态、经济和文化的攻击。列维-斯特劳斯最著名的作品当属《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这本书首版于1955年，是他1930年代在南美亚热带地区和巴西西南部的马托格罗索进行田野考察之后的一部人类学编年史。1961年以“World on the Wane”为名出版了这本书的英译本。在该书的几个富于雄辩性的章节中，作者有感于那些“热”社会对于周围“冷”社会的不断蚕食（“冷”是对于那些有攻击性的词汇，如“原始”、“部落”的替换，因为这些词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

夸扣特人的南比克瓦拉面具，1900，选自《面具之道》（1975）

他对于博罗罗（Bororo）、卡杜维奥（Caduveo）和南比克瓦拉（Nambikwara）的研究使他成为一名有别于一般社会学教授的人类学家，但是列维-斯特劳斯却没有发明某种工具来理解他自己的田野工作——直到二战开始的时候，当德国占领了巴黎，他发现自己的文化遗产（既指法国也指他的犹太血统）有可能被毁灭的时候。他经过了一段危险的航行，从Marseille通过Martinique和Puerto Rico成功地从被占领的法国逃到了美国纽约。当时他立即被吸纳进入了流亡知识分子的圈子，这些人包括人文学科高等学院的学者,即由法国和比利时流亡知识分子在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组建的学术团体。他参加了一系列由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主持的关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的讲座，尽管他从来没有听说过雅各布森的名字，但是雅各布森的言论却给这个初出茅庐的人类学家以很大启发：他承认了这个观点，即决定语言逻辑的是二元对立的规则，而非一种积极的个体语言特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列维-斯特劳斯的早期论文和第一本著作《亲属制度的基本结构》(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1949)诞生了，其中他探讨了野蛮人的那些看似任意的神话规则、仪式、偏好和禁忌方式。

在历史的变迁中，他感受到了自己的文化张力与脆弱性，他对于理解文化基本模式的思想发生了90度转弯——从历时性变成了共时性。通过研究亲属关系的制度之后，他从神话学的角度出发，对美洲的神话展开了细致入微的研究。他抛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人类学著作，比如《生食和熟食》、《从蜂蜜到烟灰》（From Honey to Ashes, 1966）、《餐桌礼仪的起源》（The Origin of Table Manners, 1968）、《裸人》（The Naked Man, 1971），但此时，人文学科的学术气候已经决定性地走向了宏大叙事的反面。因此，列维-斯特劳斯的宏大阐释遭到了质疑，他被认为是为先前次等社会正名的欧洲大都市（metropolitan European）人种学者,或者宏大叙事的旗手。但是，有必要追问的是，在对他的双重否定中，我们失去了什么？
我们也许能够在视觉艺术研究中找到答案，特别是当我们研究他在纽约的流亡期的学术转型的时候——他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研究了大量关于西北海岸的美洲原住民社会的知识。和他的朋友，超现实主义者与人种学者库尔特•塞利格曼（Kurt Seligmann）不同，列维-斯特劳斯从来没有在英属哥伦比亚访问过那些物件的制作者。另外，他和塞利格曼的区别还在于，他不曾为夸扣特、茨姆锡安等种族传统宗教生活的礼崩乐坏而暗自伤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