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然复归
很少有人能像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那样彻底改变了建筑的语汇,他的理论著述[《癫狂的纽约:曼哈顿的回溯宣言》(Delirious New York: A Retroactive Manifesto for Manhattan ,1978、《S、M、L、XL》(1995))及其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建筑[芝加哥伊利诺伊技术学院的麦考密克中心(IIT McCormick Tribune Campus Center in Chicago,2003)和北京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CCTV headquarters in Beijing, 2010)]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新千年的城市景观及其文化的理解。库哈斯本人及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在将近40年的事业中和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参与过伦敦泰特现代博物馆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建设,事实上,对于这些工程的分析大部分都集中体现在他2005年威尼斯双年展上的装置作品《扩展-忽略》(Expansion—Neglect)中,这也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对于当代艺术的要求发生了变化。目前,库哈斯正投身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埃米塔斯博物馆(Hermitage,预计2014年竣工,正好是博物馆建立250周年)的新建工作,同时也对这家博物馆的结构和功能进行了重新思考。今年春天,《艺术论坛》编辑提姆•格里芬(Tim Griffin) 采访了库哈斯,探讨了这位建筑师对于这个项目的构想以及他之前的研究情况。

冬宫,在一战时被当作医院,尼古拉斯厅,埃米塔斯博物馆, 1914。
提姆•格里芬(以下简称“TG”): 你是如何与博物馆结缘的,现在你怎样看待博物馆的作用?
库哈斯(以下简称“RK”): 最初出于竞争的需要,我对博物馆进行了很多思考,但相对而言却没有设计多少家博物馆。90年代末,像那时候的股市一样,博物馆的数量也开始不断膨胀,这个时候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所设计的博物馆空间的面积已经超过了34个足球场的总和。应该说,无论是对于这种趋势还是考虑到我们在其中的参与活动,埃米塔斯博物馆的扩建工程都是至关重要的一笔。总的来说,我们所做的所有这些工程都是一种积累,促进了我的思考,例如,博物馆的新建与扩建的实质意义何在,以及这种扩建工程及其内部的艺术展览之间的关系。
泰特现代美术馆,具体而言就是涡轮大厅(Turbine Hall)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尼古拉斯•塞罗塔(Nicholas Serota,泰特美术馆馆长)在开始竞标的时候告诫过我们这些建筑师,尽管他本人不一定赞同艺术家的观点(所以他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小心翼翼),“艺术家们”在乎的不是强烈的形式,先前的这个工业空间更能和他们自己的作品产生共鸣。可想而知,这个空间对艺术家们是多么有吸引力,因为在这个空间中他们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在自己的世界中尽兴了。
这个空间就好像一个巨大的观念孵化器,深深地吸引了艺术家们,没有人说过:“我不会被吓住,我要在这儿做一个展览”这样的话。但最后每个艺术家都做出了东西,都非常发人深思——米罗斯拉夫•巴卡(Miroslaw Balka)的黑箱子、桃瑞丝•沙尔塞朵(Doris Salcedo)的不祥裂缝、卡斯顿•霍勒(Carsten Höller)的大滑梯、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的异化低语、安尼诗•卡普尔(Anish Kapoor)的夸张的包皮和宮扎雷-佛艾斯特(Dominique Gonzalez-Foerster)的雨灾庇护所等等。你也许会奇怪,这个空间为什么这么容易受这些作品的影响。我的感觉是,就像放射性物质一样,特定的空间以及其中的艺术仿佛具有灵性。这个工业空间有几分怀旧,其中,极少主义的庄严感已经开始退却。也许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时刻,大量曾经受华尔街赞助的非空间(nonspace)的重要程度已经达到了顶峰,这些空间支持着并且仅仅包含着终结的宣言,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刻,空间被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空间更具有针对性、对抗性、异端的和社论化。
TG:举个例子,比如最近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阿布拉莫维奇回顾展,谈到类似于这种展览就不得不提到一些界限的问题,也就是说她的作品存在另一个公众的层面,因为那些条件被这个展览空间极大地改变了。在她目前的这个行为表演中,她的表演空间在多大程度上和你的空间相似?真的是一个行为表演吗?还是一次再现?《艺术家在场》(The Artist Is Present, 2010)的布置令人难以置信,因为这是一个舞台化了的表演,我的意思是说这次行为表演是在按照一个固定的方案进行的。到处都是照相机,但她并没有将这个因素考虑在内。
RK: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不是一个舞台,而是一个宽敞的天井。这个博物馆巨大的空间,无法给人带来亲切感,因此这个行为更像是座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