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就是这个计划最初的动机。我们最初看到这个博物馆的时候,我一下子对这座博物馆的“被忽略”的程度,或者说“纯粹的毁灭”等特征所吸引。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性质已经消失了,强调忽略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忽略有可能意味着降格,而且在过去的几年中,埃米塔斯变得稍稍富裕起来了,管理水平也有了少许改进,至少展品没有七零八落。这个变化很微妙,但是却很有意思,因为在慢空间之外,还有一个接近“乡村”的空间——这个空间没有现代博物馆应该有的设备,比如温度和亮度的调节系统等等。但是还是可以进行微弱的光线控制,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已经不自觉地习惯了现代化的参观条件,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没有这些设备的条件下依然能够保持井井有条。
有的时候,我们建议重新强调本真的东西。我们曾经重新设计了位于冬宫的伊斯兰收藏的永久馆藏。在当前的这个展览中,为了让历史空间和艺术共存,这些展厅中的几乎所有历史痕迹都被抹去了。这样我们就采用了一种实验性的方法,保留了历史的部分,从而进一步强调了展出作品的延续性,就像空间中的袖珍城一样。我们所追求的不仅是观众与作品的互动,而且也追求艺术和博物馆的建筑、历史之间的互动。
TG:你曾说过埃米塔斯是一个治疗工程,和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有关系吗?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关系?
RK: 最令人激动的地方就在于,通过考虑历史以及以保护为主的设计方案,我们也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在我们目前的工作中,这些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困难,也越来越紧迫。
什么问题呢?比如涡轮大厅的问题、基础设施的问题、观众的管理问题等等。我们在近些年来接手的一系列工程中都遇到了这些问题,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更为纯粹和基本上更为偶然的方式来应对这些问题。因此我说这是个“治疗”工程是没错的,因为最终这是一个发现,这种偶然性也是应对问题的方法,我们不一定总是要绞尽脑汁地发明、介入。因为这种方法有很强的可塑性,你可以从多个方向来发展,比从头设计建造要更有意义。
但这也存在一些争论,埃米塔斯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工程,可以被视为另一种模式,或一些模式,可以与之前的失误和其他文化机构的问题进行对照。例如,当前博物馆的扩建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埃米塔斯的扩展非常成功,因为我们重新强调了它各个部分的独立性。告诉惠特尼美术馆和现代美术馆吧。
最重要的是这个工程是通过机构、历史、馆长和当代状态之间的巧妙结合得以实现的,这里所说的当代状态是指苏联之后的俄罗斯的博物馆世界以及更大的文化和经济环境。
TG:你认为,现在的博物馆世界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RK: 例如,当前亚洲的文化领域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气象,这也带来了更多的信心,但这种信心往往是转瞬即逝的,这是需要我们好好思考的问题,而不要急于将我们自己的观念推销出去。从整个亚洲来看,博物馆都出现了狂飙式的发展,但是当你真的把欧美的策展系统介绍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又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处在危机当中。所以对于全球化,现在有意思的事实是,话语并没有得到全球化,可以说是有人欢喜有人忧,还有的很愚蠢,但还依然要勇往直前。
我们现在要谨慎从事,不能将自己的焦虑和困境带到外界,我们目前正在接手一个九龙(香港)的文化性总体规划,有一些文化领域的人也参与了进来。但他们总是以警告的方式进行讨论,而不是这样“哈,为成千上万的人建造的博物馆,很好呀,也许你们可以这样做……”。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西方是一节火车,它可以将自己脱离,也可以跟在后面,但我们肯定不是车头。这也需要改变文化的面貌。在一定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学着乐观,因为乐观主义真的是铺天盖地,拒绝它反倒有点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