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印尼艺术团体ruangrupa和serrum成员

ruangrupa和serrum在广州“上阳台”和朋友们一起做印尼菜。拍摄:刘菂

2018年1月25到29号,印尼艺术团体ruangrupa和serrum的成员farid rakun及JJ Adibrata受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UABB)特别项目“交通站”和广州黄边站的联合邀请来到广州和深圳交流,并在UABB罗湖分会场的“临时艺术社区”举办了“知识市集”(Pasar llmu)工作坊。“知识市集”是以非正式课堂上的知识互补学习为目标的交流活动,每场历时一小时,有10-20位不同年龄和社会背景的参与者,交流内容完全由参与者自己决定。作为一种艺术实践方式,“知识市集”曾于印尼、泰国、日本、台湾等地举办。

无论是艺术实践和策展还是运营管理,集体主义都是印尼艺术团体一大特色。2015年,ruangrupa和serrum联合其他四家印尼艺术团体在雅加达市中心建立了一个名为“生态系统”(Gudang Sarinah Ekosistem,简称GSE)的空间,共同管理,共享资源。GSE也是2017年雅加达双年展的一个分会场,各艺术团体成员混合在一起工作。随着ruangrupa和serrum以艺术家或策展人身份越来越多地参加世界各地的大型展览,他们面临着哪些全球当代艺术同质化的处境,又有哪些困难与挑战?farid rakun及JJ Adibrata与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体会。(应受访者要求,两位受访者的回答将统一以第一人称“我们”展开叙述。)

在1998年之前的苏哈托政权时代,我们完全无法集会。如果不是一家人的集会超过五人,国家就有权来质问或拘留你。苏哈托政权解体之后,就像一个反弹,我们大肆庆祝集会,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印尼现在这么多艺术团体。

自2010年开始,我们开始不停地在不同国家工作。2014年我们参加了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圣保罗就像天堂。尽管他们英语讲的不太好,但是我们总是在一个频道上,很自然就开始做事了。中东的话,我们去过伊斯坦布尔和贝鲁特,主要是建立联系。贝鲁特是一个艺术非常饱和的地方,有很多艺术家和策展人,每个人都想成为“机构”。但除了伊斯兰教,我们和中东的联结并不是很强。澳大利亚给我们感觉是非常种族主义的国家,包括他们的移民政策,对原住民的态度等等。不过至少最近原住民的声音被听到了,出现了像理查德•贝尔(Richard Bell)这样的艺术家社会活动家。

在欧洲,那里的策展人、艺术家和我们做事的方式完全不同。我希望你们中国艺术家也从西方那里“unlearn”(学了再努力忘记)。他们有把所有事物都变成知识或科学的倾向,把一切都本质化,以便学习,如“怎么出去玩”(how to hang out)。直到现在他们也不明白,有些事情并不是普遍性的知识(knowledge),而是一种做事方式(know-how),是需要因地制宜在不同的空间中转化的。

这一切和近二百年的现代化进程有关。欧洲的国族(nation state)承担了很多责任,比如照顾老人和小孩,所以你做为一个个体才是自由的,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如果你还相信这一套,就不可能成为我们这样。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从来不相信国家。一切官方的,我们都怀疑。媒体报道,我们也有不同的解读。这就是印尼的心态,如果不是南方国家都普遍存在的话。在欧洲,我们反而成为了一个武器,一个样本,欧洲政府用来参考削减自己国家的艺术家经费,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成了一种经费政治。

2016年在荷兰SONSBEEK艺术节上,我们是策展人,有一个七人的团队。我们内部沟通很简单,可是荷兰人就不太容易理解我们想干吗。这是一个持续的斗争,成了一个机构层面上、官僚式的协商。因为我们不太相信“规则”。这点上德国人更甚,他们从事情一开始就把规则设定好了,而且绝对不能改。当他们和我们这样的人打交道时,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把规则定得很松,因为我们知道会有很多即兴成分。这么做当然可能会失败,但也还好。

去年我们在台中的国立台湾美术馆做了“知识市集”,这是2017年亚洲艺术双年展的部分。和这次深圳相比,主要的不同是参与者。在台湾,他们一早就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参与者。通常我们是自己找参与者,像深圳这次,只有在和美术馆合作时是他们帮我们找参与者。台中得双年展为期五个月,每月都有活动,我们只有第一个月在现场,后面的都是美术馆自己做。所以整个项目已经是被“策展”过的了。而且台湾那边想要控制局面,我们没法控制。

说到日本,最近东京的“太阳雨:1980年代至今的东南亚当代艺术”展览比较糟糕,好像是“东南亚艺术101”。好的方面当然有,之前没人做过类似的展览,这对于对东南亚一无所知的人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对于东南亚艺术家来说,我们学不到任何东西。展览非常保守。而且“东南亚艺术”这种说法很诡异,这就是一种潮流制造(trend-making)的说辞,像“中东艺术”、“中国艺术”、“澳大利亚原住民艺术”一样。不知道这是否会成功。

我们所说的成功是指,它可能成为一种运动,给其语境——不管是国家还是地区,真正带来一些东西,不是名利上的,而是一种能动性(agency),一种批判性,使人们可以更自由地思考做事。这就像一个生态系统,当人们带来新东西就会生根发芽。但“东南亚艺术”这个标签没有这样的效果。 新加坡可能可以把这个标签用好,但也仅仅是对新加坡来说。当市场受到冲击时,标签的风险就会暴露出来,印尼艺术市场已经大起大落了三次了。这对当地艺术是个灾难。

关于广州和深圳,我们只去了有限的地方,所有活动都组织得很好。这里的能量很好,人也很好。我们惊讶的是这里的速度。从2005年到今天,UABB就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而雅加达双年展1974年就开始了,现在还不成型。我们还没能够反应过来这个速度,因为我们很慢,我们浪费时间。当然我们只能在雅加达产生,“慢”就是一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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