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林天苗

林天苗作品《我的花园》展览现场,2018. 摄影:李宁.

林天苗在上海外滩美术馆的个展“体·统”着重呈现了艺术家近两年涉及玻璃、液体等全新材质的作品,及其与她早期创作之间的呼应关系。本文中,林天苗深入探讨了两批作品如何共同传达出当下个体、集体、社会及政治之间的角力,这种角力状态又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反射到作品形式和材料不断提纯给艺术家带来的考验。展览将持续至8月26日。

对我来说,展览“体·统”四个部分的标题“个体意识”、“群体意识”、“公共意识”和“终极意识”仅仅是我与策展人亚历山德拉·孟璐(Alexandra Monroe),以及与馆方在语言沟通时的桥梁,解释它们的文字含义不在我的工作范围内。沿着四个部分的路径设定,一层一层走上去的每位观者个体独特的生理、心理体验,以及个体认知程度的微妙差异性,才是最让我着迷的地方。

美术馆二层(“个人意识”部分)的两件作品《白日梦》(2000)和《反应》(2017-2018)正是调动观者这种体验和心灵感悟的开始。《白日梦》通过敏感的线把沉重的床拉至悬浮到空中,这种较劲的状态是我最用心的地方,也是对“真我”和“假我”并存的质疑。《反应》则是把观者置于孤独的陌生化空间,抽离现实,让他们彻底不受外界影响,仅依赖于自己跳动的脉搏来启动整个装置,在洁净的状态下去体验自己带给自我的心理感受。同步的脚底震感、机械的声音和模仿血液黏稠度的蓝色液体,既是机械的、假设的“我”,又是真实的“我”,这种感觉即分裂又怀疑。20年前的作品《白日梦》可能是作为艺术家的我,对“我”的自我询问和观望;而新作《反应》则是以中立客观的态度提示观者“我”的存在。两者的方式截然不同,但都强调了“我”的意识之间相互呼应的关系。

《白日梦》(1999)和《嗨!!!》(2000)都动用了我本人的形象。在前者中,我的身体可能代表了女性脱离“女”的体验反应;后者对我肖像的使用掺杂了时间和噪音带给线的震动,萃取了社会、政治等因素,标志着某种由个体关怀向集体关注的转变,同时暗藏对抗性的思维。

和《嗨!!!》同在三层展厅的新作《暖流》(2017-2018)“萃取”了类似的对抗状态:玫红色液体在玻璃器皿里复杂的自转和公转运动,影射了对抗、角力、挣脱,相互依存的关系。在与策展人合作的过程中,我更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在20年前的创作中就开始了对自我的审视,这种审视中所包含的肯定与否定、怀疑与断定、真实与虚假等并列和置换的关系给作品带来很多可能性。一直以来,我都小心呵护并保持着这种角力的对抗性,只不过如今它被提炼得更为“纯粹”了。就像《嗨!》中肖像的影像表面加的那一层网,它使得肖像的虚化不是借助机器的调整,而是利用物质材料的控制完成。而在《暖流》公转和自转的角力过程中,被精炼的玫红色浓稠液体在流动过程中产生浅薄的粉色泡沫;玻璃管的粗与细挤压着液体,使流动产生细微的速度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内部的机械运转结构被隐藏,而如何克制地使用这些关系,是对艺术家把控能力和精准度的考验。

追溯法国、英国、中国、日本的造园史,在公共欲望的表面都有“有真为假,作假为真”的共识,是和自然脱节的。这种“假”被转换成政治诉求和阶级划分的最高理想,“造园”成为炫富的情趣和政治精神的至高点。而当下,我们身边的花园被强制 “同一化”了,甚至可以说,这些同一化的花园剥夺了我们造园的能力。但四层展厅的《我的花园》(2017-2018)并非在描述“造园”的现实,只是借用了其中情趣的表象而已。我更想说的是,集体偷欢、集体共谋、集体参与和集体沉默的隐喻如何始终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尽管它们被当下文明过滤掉了,但在我们生活的内部,它仍然生机勃勃地发生着,这对传统思维里的两性关系来说也是某种补充和对抗。“知情者”彼此分享着这一“秘密”,不知情者只停留在“造园”的表层阶段,这是我使用层次丰富的绿色液体和其不同状态的喷射状的原因。巨型玻璃器皿的外壁并列刻有四种书写语言的表述:拉丁植物名称、中文植物名称、民间俚语植物称呼、俚语被翻译成英文的词汇。例如,彼岸花的名称表述依次是:Lycoris radiata、红花石蒜、彼岸花、Flower of the other world。这些俚语好似民间无法参与正统体制的无力感,其中包含的幽默既有补充,又有腐蚀的功能,并且假借互联网带给我们的虚拟网红景观效应,共同传递出一种质疑“繁荣”文化的假象。

最顶层的《失与得》(2014)(“终极意识”部分)之所以使用骨头,我首先考虑的不是终极死亡。骨架是支撑“肉体”的工具,当骨架与日常生活工具在逝去功能之后进行重组、嫁接,呈现出另一种强势文化的现象。

“个人意识”、“群体意识”、“公共意识”和“终极意识”四个部分之间始终存在一种“角力”关系。如果完全脱离这四个词汇,并不能准确地描述我的工作过程;而仅仅是图解这几个词,显得更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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