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欧露文

与fierce pussy的采访,选自欧露文《让我们谈谈:与文化艺术界女性的对话》,Karma出版,2021.

作为一位写作者、批评家以及《艺术论坛》杂志前任资深编辑,欧露文(Lauren O’Neill-Butler)把采访的形式变作了一门艺术,在过去十三年间,她进行了约150场采访。她最近出版的著作《让我们谈谈:与文化艺术界女性的对话》(Let’s Have a Talk: Conversations with Women on Art and Culture)(Karma)将其中部分访谈汇集成册,并把包括阿德里安·派普(Adrian Piper)、亚历克斯·贝格(Alex Bag)、斯特蒂文特(Sturtevant)和洛林·奥格雷迪(Lorraine O’Grady)等来自不同背景的艺术家、写作者、思想家置入了一种对话关系。在本次访谈中,欧露文讲述了公共话语(public speech)的价值,聆听的强大力量,以及此类对话对于一种女性主义实践的必要性。

我最早的采访是1990年代我读高中的时候做的,发表在当时的一些小型朋克杂志上。我能想起来的最早一篇应该是发在《Heartattack》上——有点类似《Maxiumrocknroll》的那种小杂志——那是跟一个女性主义团体成员的对话,她们会在弗罗里达坦帕——我就在这里长大的——超级男性化的朋克俱乐部的停车场聚会。我进入大学之后开始给《Bust》和《Bitch》供稿,那时候的女性主义杂志也都变得越来越光鲜体面了。这本书里最年代久远的一篇访谈是我在2007年为《Bust》做的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的采访,那时她的《晚宴》(The Dinner Party,1979)正好在当时刚开不久的布鲁克林美术馆萨克勒女性艺术中心(Sackler Center for Feminist Art)揭幕。我之所以接下这个采访机会是因为我想要理清楚为什么她对我作为一个第三波女性主义者而言是重要的。我想知道自己的思想的出处和在。

公共话语和其他类型的话语不同,这也是为什么采访是如此特殊的一种形式。比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经谈到过如何把私人思想变成公共以及它可以如何说服他人,改变他人的想法,让他们跟你站在同一边,或者也许让你站到他们一边。但对我个人理解的公共话语来说,影响更大的论述来自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她最知名的是她的神秘主义倾向而非作为一位强硬的政治思想家。她曾经说,“所有人都知道,真正私密的对话只有可能发生在两到三个人之间。一旦人数涨到了六个或者七个,集体性语言就会占据主导。”我认为这非常坦率和真实。作为一个长时间从事采访、编辑采访内容并且组织圆桌论坛的文字工作者,我认为两到三个人之间的谈话有一种真正的严肃性和亲密。人数一增加,集体性的“蜂巢思维”就会占据上风。那是另外一种权力动态关系。

采访开始让我找到一种在教室之外进行哲学实践的方式。我更喜欢厨房餐桌边的思想交流,当我想跟谁面聊的时候,总喜欢选在那里。我也喜欢文本的重要性,喜欢对口头语言的推敲打磨。阿德里安·派普(Adrian Piper)在跟我聊天的时候有时会说:“我们这是在做一场柏拉图式的对话。”但柏拉图的对话录并不是真正的对话。那是一个人带着好奇心听另一个人讲话。悲哀的是,如今我们已经丧失了真实、朴素的好奇心。我喜欢看到在采访过程中一个人变得安静,让另一个人说话。我总是尝试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塑造我自己,或者让自己稍微去中心化一些,尽管这种做法并不是谁都适用。很多采访者喜欢把重心全部放在自己身上。

与霍瓦德纳·平德尔的采访,选自欧露文《让我们谈谈:与文化艺术界女性的对话》,Karma出版,2021.

当我还是Artforum网站采访栏目的编辑时,总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老是采访女性。对此我的回答是,下一个问题。但我的确尝试对纸质杂志缺失的一部分内容做个交代。有很多艺术家没有发言权,没有被杂志写到过,或者不喜欢杂志写他们的方式。从历史角度看,艺术家的意见不如他们的作品重要,但这一状况也正在发生变化。

在这本书前言部分,我提到了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说过的“绵延不断的当下”——一种如今似乎愈演愈烈的重复感。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看采访的过程中,有些词——某种国际艺术行话——会一再出现。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采访之一是跟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做的,她开篇就说:“不是说我跟‘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个词有什么仇……”接着她提出应该用“资本纪”(captialocene)来定义我们的时代。那次采访之后,我发现很多艺术家突然开始讨论起人类世。这个词变成了流行语之一。

最近我开始问人同样的问题。我问过阿德里安、霍瓦德纳·平德尔(Howardena Pindell)和其他一些人关于精神盔甲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个灾难频发的时代,我们能够寻求何种依托。阿德里安给我列了一份非常精彩的清单——“从非暴力抵抗原则中提炼的简易五步计划”(a simple five-point plan distilled from the principles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有人在网上读了这篇采访后将其制成了一张海报。我看到海报的时候就觉得,好了,我的工作完成了。

译/ 卞小慧

更多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