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对于黄孙权来说，“一切伟大的东西都是过渡性的。” 这位学者兼艺术行动者最近在红砖美术馆举办了个展“无地之爱”，其中包括四件作品:《我们家在康乐里》,《日常生活的一天》,《复岛》系列以及《乌托邦出柜》，通过记录地方、建筑、乌托邦与社会运动的叙事策略，展现了社会性空间中连结的可能。艺术家在这篇访谈中分享了亚洲的运动经验及其作为社会行动者的艺术工作。展览将持续到2015年1月16日。
艺术家其实需要不同的“异文化”、异地的材料做作品——一旦这样想就永远没有出路，所以我做田野的时候都不是为了做作品，只要不是为了做作品就有很多可能的机会，这是第一核心。再有就是我在做田野的时候如何把这些研究的对象—科学研究的对象变为主体。我采用的行动方案可能改变我原本的认识，也能改变他们。这个东西我也许可以拿来做作品的。而在研究这个行动方案的过程中，他们会开始建立自信，了解他们的权利在哪里。所以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在做田野中，我们可以共同逐渐地建构一种知识体系，或者说是行动方案被建立起来。这种行动方案也许可以改变感知，提供很多做选择的机会。回到我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就是要让这些没有自信的人重新有自信；或者用无产阶级的概念，无产阶级不是没有财产，而是他们失去了谋生的技术，他们曾经熟识的种田、织布都没有用了，变得在社会中毫无用处。我们就是希望他们将这些失去价值的部分重新拿回来。
简单来讲，现在“新自由主义”基本有两个结构，第一个就是个人即成败，个人要负担所有的成败，你输了就是你懒惰。这是新自由主义的第一条规则。所以我们现在出现了很多养生啊、管理啊，告诉你怎样包装自己来求职，以前是没有这种东西的。 那第二个就是解除所有的管制，解除大资本的管制，让金融自由，现在全世界都可以合并了。第三，新自由主义不是一个生产逻辑而是一个分配逻辑，包括《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都有讲过，其实全球的贫富差距让我们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复辟的年代。如果说新自由主义80年代开始，我们的经济增长是远输于60年代的。后来中国的加入让它不会掉太多。所以我们的经济生产能力没有增长太多，但是我们的分配却产生很大问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要第一个面对的是个人问题，即每个人的成败是自己的。
如何反驳这种论调？就是要让人与人产生新的关系，新的人事。你要认识不同的人，从而获得理解，即有些人贫穷不是因为他懒惰，而是他机遇不好，没有叫富人的名字。第二则是分配的问题，把人和人链在一块的时候又如何谈分配的关系？也就是我说的，我帮一个有钱的社区做的很好不代表就做对了。美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同志们到旧金山其实是很激进的，可是当白种人都进来的时候就形成了gentrification（绅士化），黑人就住不了了。所以对这个地方好的东西并不是对其它地方也好。我们基本上不可能抵抗gentrification，但是我们可以减缓它放生的速度，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坚持有些老人一定要住在宝藏巖里（“艺术进入社区”运动，2007），让它更有使用价值。文化古迹里的小咖啡店对于一般人来说是没有使用价值的。
我们和韩国是非常密切的。台湾和韩国是同一年戒严，同一年经济发展。而同日本也有亲近性的问题，我们从日本左派学到很多东西，从韩国的大学生和农民那学，之后具体到台湾。后来又到香港。东亚其实是一个很独特的经验，除了中国。这些运动很容易互相勾搭，也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说，我们都在冷战结构里面求生存，韩国必需面对美国和中国的问题，台湾、日本也一样，都夹在美中之间。所以学生思考很容易沟通。特别是台湾和韩国都有一个戒严的过去；虽然解放了，我们的民主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样子，所以就一直斗争。
具体到现在正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占中”其实分为两派，其实一派是反对嘉年华会的。有一个特殊的词“左胶”，就是形容特别stubborn（固执）的左派。香港的很多运动和台湾绑在一块，我们有什么玩法，香港就会跟着玩。每个革命都有嘉年华，但是有嘉年华的不一定是革命。台湾的一些人也会到大街上画画，立法院的占领行动也去画，之后将作品带到伦敦去展览。简直就是bullshit（胡扯），不过是利用便利。我自己的一些学生就很好，他们做装置，却从不说自己是艺术家，尽管他们都是艺术院校的学生。忘记艺术家的身份，真正的艺术是在运动中体现出来。
采访／ 公园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