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有名的阐释，每个坏图像（poor image）都是一个单子（monad），带有自身流通的痕迹，证明了代表“一种共同历史”的“匿名全球网络”的存在。在此次展览中，这些数字废墟的碎片填满了史德耶尔的拼贴作品，以及她2015年的录像《塔》（The Tower）。后者将萨达姆·侯赛因（ Saddam Hussein）重建巴别塔的努力跟乌克兰一家制造3D渲染模拟紧急事态的设计公司的故事放在一起叙述。在这里，浮动的图像相当于在一个碎片化、超媒介化（hypermediated）的现实中的独立形式。

语境坍塌同时也为陶辉和克里斯托弗·凯勒（Christoph Keller）的作品提供了有用的解读框架。在陶辉2018年的作品《唯一具体的人》中，两位女性——一个法国人，一个中国人——的全息影像通过一台LED风扇投射显现，两边的扬声器播放着她们低沉的独白。诉说的对象是缺席的爱人，而诉说的内容则是恋爱关系中的疏离和隔绝。声音与全息影像的唇形并不同步，进一步凸显了孤立的主题。陶辉将图像从声音拉开，切断了交流的链条。

为创作《连根拔起的树桩》（Ceppo sradicato，2018），凯勒将一棵被砍断的树从土里连根拔起，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画廊展厅中间。旁边，七张完成于2019年、与雕塑同名的系列摄影作品记录了树桩的转移和运输过程。我们不妨把《连根拔起的树桩》看作史德耶尔“坏图像”的有机类似物，带着自身位移的物理痕迹：切断的根部、暴露在外的年轮无不讲述着这棵栽种于墨索里尼时代的树从罗马到柏林的旅程。树桩——一个自然世界的单子——无法被一个固定的组合关系结构（syntagmatic structure）所消化理解。相反，它和坏图像一样，通过自身反复的流通，成为了不同历史和关联的载体。

文／ Geoffrey M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