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批引人注目的建筑物一股风似的在广州及其周边建立起来或即将竣工，它们推动广州成为中国的又一个大都市，以吸引国际顶尖建筑大师的注意。这些建筑完全是以闪闪发光的外观和华而不实的巨大体量取胜，其中包括由Wilkinson Eyre设计的广州国际金融中心，预计在今年春季开放；Rocco Yim的广东省博物馆，已于去年五月份竣工；Information Based Architecture的电视塔，自去年10月1日开始运营；Zaha Hadid设计的大剧院，上个月正式开放；Nikken Sekkei的新广州图书馆，预计今年不久就能竣工。由十所地方大学联合组成的大学城也在小谷围岛的市郊投入建设，预计能够容纳十五万到四十万学生。
广州的建筑环境显然是十分复杂的，而这些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对这种复杂性做出反应。相反，这座城市的建筑亮点所强调的是在今天的中国，什么成为了获得大型公共委托的重点：将建筑的表现力全部施展在一系列结构性隐喻上。Hadid的剧院就像两块被抛到河堤上的巨石，表面上似乎是在对毗邻的珠江致意。Yim的博物馆让人想起中国的漆盒。而图书馆建筑的内部空间都被剥离开，就仿佛……一本打开的书籍的书页。
这么做似乎是为了让建筑师和委托人都满意，这使得这些公司不必将它们的建筑对应于任何特定的社会经济语境，而陈词滥调的文化暗示自会代替它们来完成这一任务。有人认为，建筑上的这种异想天开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希望重新塑造自己的政治权力。北京的鸟巢和水立方都被用来指示政府营造和谐社会和政治博爱的意图。但是在谈及国家首都的时候，可能更容易得出这一主张，因为那个城市总是直接或象征地与国家的标志性建筑物纠缠在一起。除了北京，城市与省级领导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地区权力斗争和党内等级秩序的混乱状态，并尽一切可能将任何以建筑的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困难协调清楚。
然而，在涉及到官方和建筑师的问题时，广州的新地平线给人的印象就是过分强调外表。弯弯曲曲的电视塔因为其修长单薄的侧影而被公众命名为“腰”，它在白天里闪闪发光，即使在夜晚，艳丽耀眼的荧光漆也能够使它独特简约的结构变得不再简约。广东省博物馆虽然最近才刚刚开放，可是看起来却很陈旧，而且好像是未完工一样。地板的颜色深度明显不同，这暗示了预算的紧张，也反映了承包商的疏忽，建筑支柱上仓促喷洒的阻燃剂在上层楼面都暴露了出来。
Hadid的建筑耗费了将近两亿美元，可以说是这组新建筑中最雄心勃勃的，而这也使它的缺点更加明显。例如，单曲线和双曲线的镶嵌玻璃是为了使建筑外观更富生机，但是这种玻璃无法投入机器生产，只能靠手工切割，再辅以复杂的外部嵌板。结果，这一系列的变化使这座建筑的三角形边沿和图案网格斑斑点点，既不雅观也不协调。巨大的钢筋结合点支撑着总共达12000吨重的钢架结构，这些结点都是一个一个在铸钟厂用木质模具装上沙土再烧制而成的，这导致每个单元的切工都不够细致，因此影响了这座建筑所想达到的空间与结构上的流畅性。下水管道无法成功地嵌入建筑的支撑结构中，所以必须加上一些装饰板条，它们沿着建筑内部变化多样的缝隙蛇形而上，就好像一段段包扎伤口的纱布一般。
这种意外造成的粗野效果也许要归咎于省市领导所强加的建筑期限，为了迎接去年11月亚运会的开幕，他们急于开放这些建筑物。然而，无独有偶，就像批评家Douglas Murphy所说的，这种更加“艳丽夺目、美轮美奂”而且故意求新求变的特质正对应了建筑业的浮夸风。对于希望发明这种风格的建筑家们来说，1983年在孟加拉首都达卡完工的由Louis Kahn设计的国民大会楼群（National Assembly Complex）则暗示了政治抱负不仅看起来令人震惊，而且对于建筑语境显得更为关注。Kahn同意他的雇工平均每人每天灌注大概五英尺混凝土，他认为建筑外表上肉眼可见的线条就标志着工人每天工作的成果，这在那些交错的平面和凸起的大理石装饰带上更为明显。
随着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开始强调自己的建筑水平，这种环境细节可能也开始引起中国官员的注意了。例如，颇受欢迎和好评的宁波历史博物馆就证明了人们对于就地取材的热情越发高涨，这座博物馆竣工于2008年，是由王澍的业余建筑研究所（Amateur Architecture Studio）利用当地回收的砖块建成的。同时，许多市政府依然对那种能够直接看出原材料的建筑忧心忡忡，更不用说有意表现原材料的物质特性的建筑了，而原材料的物质特性在一个国家物质建设的深刻变革中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于被委托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建筑团体来说，思想上对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势力的接受能够使他们的设计走得更高更远，但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对于形式本身的过分强调。
科尔•罗斯肯（Cole Roskam），香港大学建筑史副教授。
译／ 梁舒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