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队占领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投降的中国战士在城中被活埋或屠杀，成千上万的女人被强奸，儿童被摧残，二十万平民被杀。屠杀过后，留下很多关于日军暴行的照片，不少都是日军拍摄下来的。但我们所了解的关于南京大屠杀，很多资料都是来自当时在安全区的西方人的日记。其中有德国商人拉贝（John Rabe），以及两个美国人，一位是外科医生Robert O. Wilson, 还有一个是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魏特琳（Minnie Vautrin）。
《南京！南京！》于五月十一日在纽约的电影论坛放映。在这部影片中，导演不动声色地将观众带入到南京城的恐怖和混乱中。在开篇的四十五分钟里，影片重现了南京沦陷的一幕，坦克轰城，中国军队溃败。导演在场景设计上达到了细致入微的地步，摄影机在城内的广角视野和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侵略的主观视角中展开。慢慢的，摄影机穿过安全区的医院走廊，绝望无奈的人们，在死亡线上饱受残忍的折磨，工作人员被野蛮地推倒一边，病人在病床上被杀死，一个孩子被扔出窗外。这一幕幕精心营造的场景，令人愤怒而无语。
手持摄影机带来的黑白摄影令这些图像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犹如经典影片《阿尔及尔之战》（1966），美学风格独树一帜的纪录片《战地摄影师》（War Photographer，2001), 这些作品以奇观的方式呈现灾难，激起人们情感上的震撼，而不仅仅是重现真实和史料，这也令《南京！南京！》在国内获得很高的票房。当然，国内对这部影片的评价存在着很多争议，但影片在戛纳以及欧美其它的电影节上，反响良好。对它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也体现了影片形式上的巧妙安排，此外，它对各方势力的兼顾，也是引起非议的一个原因：安全区的德国人拉贝，代表着“西方”；忠心耿耿的自我牺牲者唐先生，代表着中国；军官角川则代表着日本。
角川单纯讶异的视角和观众的目瞪口呆几乎并行。他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角色，在黑太阳下愉快地等待着命令（黑太阳暗喻他对天皇的忠心）。貌似“天真”的他爱上了一个中国“慰安妇”。影片结尾，拉贝返回德国，唐先生为保护怀孕的妻子而死去。面对同伴的累累暴行，角川忍受不了这般折磨而自尽。与这个日军“牺牲品”相互应的是最后一幕，在这座奄奄一息的伤城里，一个小男孩幸免一死。
导演欲为中国人战胜灾难构筑一篇宏大的史诗片，但风格上却产生了妥协。为了保护安全区的，一些妇女被迫满足日军的兽性，这幕由于戏剧性的夸张和莫名其妙的特写而被削弱了不少张力。陆川似乎不太相信素材本身的力量，他放弃了视觉感强烈的镜头而更倾向于节制冷静。一片土地变成了一个大坟场，教堂塞满了人，好似一个体育馆。在某个镜头中，一个战士出现在画中，摄影机一点点升起，直到头顶上方，这时，他周围大批被屠杀的中国军人入画，这一设计考究的镜头，此时有抢戏之嫌。
当然，在风格上不是所有的尝试都乏善可陈。如结尾时日军屠城后前行的一幕。在一片令人作呕的血腥中，我们看到武士道式的欢呼和对天皇的膜拜，每个仪式般的动作和轰轰鼓声，带给人的是寒彻骨的凉。
托尼-皮波罗（Tony Pipolo）是《罗伯特-布列松：为电影殉情》（ Robert Bresson: A Passion For Fil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的作者，纽约的心理分析家。
译／ 王丹华
